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国

　　南开大学校园东南一隅，银灰色的蒙民伟楼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化学药品的气息扑面而来。

　　就在上周，这里还是灵堂，堆满了花，挤满了人。花朵簇拥着遗像，人们眼含着热泪。“沉痛悼念何炳林院士”，门前横幅黑底白字，让人步履沉重。

　　南开校长饶子和院士痛惜地说：何先生走了，整个南开都在心痛。

　　何老的学生、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说：“中国的高分子化学不能没有何炳林。”

　　跟随何先生42年的史作清教授，扼腕垂泪：天下做树脂的，谁不知道南开有个何炳林？

　　中国科学界在叹息。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吴官正等领导人，以及约40位两院院士，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哀悼。所有的化学重镇，都向南开大学发来唁电。

　　多年挚友、浙大原校长杨士林说：何炳林是我国高分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为人，令人称道；他的学识，令人景仰；他的成就，令人钦佩。

　　他有一件事永不后悔，那就是回国

　　长子何振民回忆，何炳林是个“假球迷”。他不会打乒乓球。但每次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乒乓球比赛，都要收看电视转播，中国队员赢了他就高兴，反之也跟着发急。

　　中国，中国，中国。没有什么比这个词汇更让何炳林魂牵梦萦。

　　南开大学教授黄文强，何炳林指导的最后一届本科生，时隔多年还记得第一次听何先生的课。面对慕名而来的学生，先生站在讲台上，开场白是：“中国的高分子专业还很落后，我们一定要搞上去，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

中学时代的何炳林

　　对此，他接受《南开大学报》的访问说：“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

　　在人生的每一点，何炳林都以“中国”为坐标原点。

　　1938年，何炳林、陈茹玉分别从广东和天津来到昆明。他们考取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一个擅长物理，一个喜欢数学，却都进入化学系。何炳林说过，这是“上帝”的安排。

　　何振墀说，爱憎分明的何炳林在联大期间痛恨国民党当局腐败，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室友古念良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当局来搜捕，何炳林不顾个人安危，掏出所有的二百元积蓄，帮助他逃走。此事一直不为人知。

　　1942年毕业后，何炳林曾短期工作过，随后作为南开教授、第三任校长杨石先的助教留在联大攻读研究生。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复员，何炳林、陈茹玉双双以南开教员的身份来到天津，第二年在杨石先的帮助下赴美留学。

　　当局腐败无能，有人问何时归来，他沉重地回答：“等我们国家情况好了我就回来。”

1940年，何炳林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文是SincerelyYours P.L.Ho

　　为了回国，这一代知识分子曾做过不懈努力。陈茹玉说，他们连续向美国政府递交申请书，多次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审讯。常去移民局申诉，护照也被无理扣留。因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在争取回国期间，何炳林到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他一度将研究方向定为农药。后来为在中国发展原子能，又将研究方向转为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提取核原料铀。

　　1953年秋，何炳林获悉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约集十几位留学生，给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总理联名写信，每个人都郑重地用毛笔签名，请祖国帮忙。这封信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转往总理尼赫鲁，最后交到周总理手中。

　　在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下，1955年美国政府终于准许他们回国。返航的第一条船载着航天专家钱学森，第二船上就有归心似箭的何炳林、陈茹玉。1956年2月，何炳林夫妇重返南开，全力以赴为新中国服务。

　　次子何振墀回忆，父亲曾任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十分看重这份职务。各界人士都到家里，向他反映问题。他一一记录，如实向上级反映，哪怕对方批评的是省长、市长。渐渐地，不仅是在天津，都知道南开有个何炳林。

　　十年后，“文革”开始。由于留学经历，何炳林受到冲击，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饱受屈辱。何振墀说，父亲曾有半年时间都被关押，隔离审查，交待问题。他铁骨铮铮，从未屈服。

　　有人劝何炳林明哲保身，但他一如既往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打抱不平。尽己所能，为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求助者呼吁，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任何艰难。

　　“我父亲非常痛恨这场灾难。他觉得中国科学教育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可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再来。但他一直怀着期待，相信不会永远这么黑暗。”即使正常的学习工作秩序被打乱，何炳林仍告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念书，求上进，年轻人耽误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去医院看病排队，他都能从口袋里掏出自制的业务手册，因看得入迷而过号。

　　青年教师刘晓航曾问他：“您后悔回国吗？”何炳林坚定地回答：“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要回来。”

　　史作清感慨，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始终坚守的信念。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60岁的何炳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史作清是介绍人之一。

　　“受到那么大的迫害和冲击，很多人都怀有怨气。但何先生对个人恩怨从不放在心上。他认为耽误了这么多年，应该在事业上找回来。”

　　三个儿子都在国外发展，平时只能电话问候。他们多次劝说年迈的父母移民美国，享受天伦之乐。何炳林摇头：“我们的一生，都献给南开了。”

　　就像五十多年前，当何炳林夫妇动身回国，美国国务院寄来一封信，附上在美永久居留的申请表。何炳林没有丝毫犹豫，亲手将它撕毁在大洋彼岸。

　　他的实验室，关系着新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进度

　　1956年-1960年间，何炳林在世界上首次制备出大孔离子交换树脂，为新型吸附分离材料——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学校决定不予公开。三年后，捷克科学家发表了类似的成果，被誉为“吸附树脂之父”。

　　对此，何炳林平静地说：“那是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个人的荣誉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安排。”

　　长期以来，他在原子弹研制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不广为人知。可当年的南开大学思源堂，何炳林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已影响到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

　　正因如此，1958和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何炳林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

　　“外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不会被欺负。”这是何炳林回国的初衷。

　　1954年，何炳林夫妇的同事、南开教授陈天池写信，请他们帮忙购买两磅离子交换树脂。何炳林当时并不知这种树脂的用途，致信购买被拒绝，因为是国防用品。他惊讶地调查发现，它正是用于提取核燃料铀！

　　这一年，我国第一次发现了铀矿，当铀矿标本送到中南海，毛泽东说，这是决定命运的铀。而下一个关键，则是能否从矿石中提取出铀。

　　买不到树脂，何炳林、陈茹玉就用积蓄购买了一些国内急需的仪器、资料，以及制造离子交换树脂的原料——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装进一只不引人注目的破箱子里，侥幸过关。

　　回到南开大学后，何炳林仅用两年时间，就成功合成出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要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包括用于从贫铀矿提取原子弹原料铀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1958年，何炳林陈茹玉全家在南开大学校园里

　　南开，成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工业的肇基之地。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何炳林激动得热泪盈眶，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回来对了，报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8年，国防科工委授予何炳林“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荣誉奖章。这枚奖章，淡泊名利的何炳林最为珍惜。

　　他用生命奠定两大科学领域，缔造一个产业

　　“何先生一生奠定了两个领域，非常罕见。”天津理工大学校长马建标怀念恩师。

　　马建标是何炳林招收的第一个博士后。他说，何先生不止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的鼻祖，还是在国内开辟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几位科学家之一，这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中国人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出自南开大学。那一年，何炳林以63岁高龄辟出新的事业。如今，中国在生物应用材料上已跻身强国之列，后人永远铭记这位奠基人。

　　研究方向扩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何炳林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

　　在马建标看来，何炳林做的大都是开创性工作，这奠定了大师地位。“生物医用材料和化学相差很大，没有学术洞察力是做不到的。”

　　“我是学生物的，何先生当年跟我说，生物材料方面一定要加强。那时他六十多岁了。他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让我辈汗颜。”南开大学教授宓怀风说，何先生富于创新精神，特地挑选了不少非化学类的人才，发展交叉学科。他坚持科学民主，学生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

　　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唯一无需引进的技术，还在领先其他国家。

　　何炳林率领南开大学化工厂把离子交换树脂生产技术无偿推广到全国，所有大的树脂生产企业都到南开学习。这在许多行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离子交换膜法制碱引发了我国氯碱工业的一场革命，弱碱树脂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烯烃水合催化树脂使我国的合成樟脑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脱色树脂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菊糖生产国和出口国……据估计，何炳林的研究成果直接和间接对国家的贡献在30亿元以上。

　　一生发表了800多篇论文的何炳林曾告诫学生：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没有应用，文章有多大价值？

　　高级工程师李平英说，在花甲之年，何先生安排4名学生在两公里远的化工厂做毕业论文。他几乎天天步行往返，到厂里指导实验。

　　2000年，82岁的何炳林以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荣获杜邦科技创新奖。这项荣誉，奖励的是在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创新并在应用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成果。

　　一位英国科学家，称赞何炳林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1998年，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在家里

　　年轻时代的同学曾向何振墀感慨：每次去你家，都看到你的父母在看书或者写作，从来没有悠闲的时候。

　　在暮年，何炳林仍马不停蹄地同时间赛跑。

　　学术秘书傅国旗说，2001年之前，何先生每天早晨和午后都准时工作。2001年秋，他在思源堂的楼梯上重重地跌了一跤，躺在医院里，心肺功能开始下降。

　　老人曾对小傅说：我现在的体质弱，跟年轻时候的过度劳累很有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我们那么肯吃苦。

编辑：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