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马超
日前，由南开大学牵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已通过国家第二批“2011计划”公示名单，担任中心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逄锦聚心里一块石头稍稍落了地，以他的话说，这是最近两年多来他倾全力付出的一件大事。
“这是全国唯一一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协同创新中心，应当成为国家的智库，培养出一大批懂得中国、懂得世界、能为改革发展出主意想办法的人才。”这是他对该协同创新中心的定位。然而他也意识到，“今后真正建设的路还很长。”说这句话的时候，现年67岁的逄锦聚也许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947年，逄锦聚出生于山东胶南，1981年，逄锦聚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并拜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门下，1984年留校任教，后来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8年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
具有教材情结的“大牌”教授
在南开大学30多年，逄锦聚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逄锦聚具有特殊的教材情结，“一部好的教材，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学生学习不局限于教材，但好的教材让人一辈子忘不了。如果教材里面有错误，就会误导学生，给学生造成的影响就不可忽视。”逄锦聚说，编写一般的教材不难，但精益求精的高水平教材很难。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参与由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全国财经类专业研究生教材《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的编写，2000年开始作为第一主编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该教材已经发行五版，为全国财经类本科专业采用，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为出版一套代表国家水平的权威性教材，党中央组织各地定向申报编写教材，在最终选择的首席专家召集人中，逄锦聚是最年轻的一位，由他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在组织编写过程中，逄锦聚发现原有教材中存在不少错误，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有的是对西方教材的照搬照抄，没有融入中国国情。
在逄锦聚眼中，好教材标准有三个：一是基于对实践的了解，要站在时代发展最前沿去把握教材，完全脱离实践的教材一定是落伍的、过时的；二是基于对理论的认知，要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同时要概念清晰、逻辑合理，符合教材建设的基本规律。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就可以打“80分”了。
“一部教材能够真正反映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学生才不会感到枯燥。”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内容编进教材，也不能回避当今大学生和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从浩瀚的著作“捡”出20万字，难度可想而知。
带着这样的“情结”，病榻上，旅途中，他乡的招待所里，都曾留下逄锦聚编写教材的身影。他曾在长假期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离群索居”，也曾分别登门拜访我国老一代的学者们，虚心求教。终稿20万字的一本教材可谓“字斟句酌”，“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且大幅修改不下二、三十次，有时候为了一句话，改了十来次都不满意。
“不出则已，出就出精品。”逄锦聚这样说。这部教材已于2006年付梓并已经修订了四版。
具有实践品质的经济学家
逄锦聚主要研究的领域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政治经济学。逄锦聚认为这两方面是相通的，研究政治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逄锦聚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首先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也是基本立场的指导。马克思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因此经济学家也应当永远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反映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
提及“经济学家”，逄锦聚有他独特的理解。“现在经济学家比较‘泛滥’，没有哪个机构给予特定的认证或评价，那么作为经济学工作者就更应当有自我约束，自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经济规律，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经济学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算命先生。”逄锦聚认为，在经济炙手可热的今天，经济学工作者对股市、房价等民众关心的经济现象的解读更要从实际出发。经济学家也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解读，一个人的认知比起丰富的社会实践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因此任何经济学家都应当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大众学习。如果为迎合某种需要信口开河，误导民众、误导社会、误导舆论，这样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尽到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骗子。
这样一位具有“实践品质”的经济学家，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他主持完成的一系列调研报告和咨询报告报中央和地方领导参阅，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提出的加快京津间快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等建议大都已经付诸实施，提出的加快物流产业的主张和措施，为天津市政府采纳并列入城市发展规划，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日还在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对天津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发展改革的五点建议》的报告。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逄锦聚认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基础上的，其中存在一定合理成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也有批判性地继承，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学习这部分内容。但也应当看到其局限性，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创新、创造，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要抛弃，断不能照搬照抄。“中国经济学应在中国国情、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自己的体系。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还很艰巨。”
“退而不休”的六旬老人
教育部高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退下南开大学副校长的行政职务后，逄锦聚参加的学术型社会活动反而更多了。“我现在还带研究生，在南开每年带1到2名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带2名博士。”最近，他又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力所能及的公共学术活动是应该的，我虽然在南开大学退休，但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并没有完结。”
逄锦聚说，是否退休不是他个人决定，个人应当服从组织的安排。同时，一个学者一辈子从事的研究活动不会随着达到退休年龄戛然而止，他的脑子照常转，会还照常开，文章也会照常写，这是一种“退而不休”的状态。
其实，对于逄锦聚和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退而不休”是一种常态，他们将毕生的心血与精力倾注于此，“欣于所遇”而“不知老之将至”。“对于老同志而言，名利都是过眼云烟，反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家里常备氧机、曾在医院病榻上背着医生和老伴偷偷工作的逄锦聚无不感慨。
但他无悔：“经济学本是经世济民之学，我的岗位又是教师，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毕生的精力、最好的年华献给经济学研究。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更强盛，人民生活更美好，我的志趣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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