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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虹泽:中国文化的新开展:儒家生态哲学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年8月24日     发稿时间: 2017-08-29 04:43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生态问题并非是自然环境自身的问题,而是“人化自然”的直接产物,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整体观念的转变,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心态,唤醒自身面对当下生存处境的忧患意识,并从传统的观念资源中寻求启示和支持。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儒家哲学中的某些观念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比如钱穆在晚年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观念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另外,像杜维明等新儒家也认同儒学本质上是生态的,它始终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传统。

  儒家哲学在对治人类中心主义与启蒙心态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工业革命至20世纪晚期,启蒙心态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对自然的祛魅与过度开发——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的牟利工具。人类中心主义是启蒙心态的果实之一,其最直接表现就是将人类的利益置于自然的整体利益之上,可以无限度地占有、支配、利用自然。但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不仅不是世界的主人,甚至是宇宙间极为脆弱的存在物。这就需要立足人类发展的现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进行反思。而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的,始终关切着天人关系,即宇宙、自然与人的内在关系及人在万物中的地位问题,对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启蒙心态有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天人合一”的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性存在方式。如《易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就是表明人和天地万物在阴阳运行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本性。又《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出人性源自天道,二者具有本体统一性。天也就是自然,天人合一,既是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又是自然与人内在价值的统一。其次,儒家哲学充分表现出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重。尽管《论语》中有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样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强调,但儒家亦同样尊重万物的生命,将“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同等对待,使人与万物的生长发育在自然大化中得到统一。如《礼记》上说:“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董仲舒讲的“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鳝鲸不见,群龙下。……咎及鳞虫,则鱼不为,群龙深藏,鲸出见”,都可以看出儒家对动植物的生命和内在价值的尊重。据此,我们认为儒家人文主义根本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础的包容性人文主义。简言之,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是却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并承认后者所固有的内在价值,这样,人对自然的权力欲望就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

  儒家生态哲学主张道德共同体的扩大化。道德共同体指人类应该道德地对待的对象的范围。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共同体只限于人类。而当代生态哲学要求道德共同体从人类扩展到动植物,甚至河流瓦石之类,这是与儒家传统一致的。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提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都表现出对自然的亲近关怀;及至汉代,更是有“德及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等说法,这些都表明儒家哲学的道德共同体包括了整个自然界。这种扩大化的共同体思想又需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工夫层面。儒家的工夫论是将道德原则外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的修养实践活动,在生态哲学中体现为通过主动的实践达到天人合一。比如《中庸》中的“尽性”思想,就是指导人充分实现自己的诚善本性,并使他人和万物实现其本性,将自我与外物联系在一起。到了宋明时期,“仁”成为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宋明儒者发展了孔子“爱人”、孟子“仁民爱物”等学说,创立了一系列以“仁”为核心观念的生态工夫论。从程明道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要求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到阳明以致良知安立万物一体之仁,无不是主动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工夫。二是境界层面。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突破自身躯体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将自我置身于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在人心与天地的贯通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过去学界谈到儒家“天人合一”的境界论,大多强调其包含的神秘体验或道德超越等方面,对于生态向度的关注较少。事实上,无论是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还是横渠强调的“民胞物与”,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交融合一的生命境界。在此境界中,人能够感受身处天地自然中伴随而来的快乐感。应该说,儒家生态境界论所呈现出的,既包含道德情感基础上的生命共同体,也含有修养者在一个更广阔的生存平面下的自我转化与自我实现的超越意味,与现代“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观念颇为接近。可以看到,儒家一方面将动植物乃至河土山川等纳入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道德共同体内,另一方面又不断主动转化自我,让个体与天地自然交融为一,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尽管儒学中同时还存在着“天人相分”的思想传统,比如荀子讲的“制天命而用之”、“明于天人之分”,就是主张人应主动地利用和征服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但是这种近似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与近代西方观念还是有着一定差距的。后者主要是强调人利用自然规律并以科技为中介来征服自然,而荀子的“天人相分”是以礼义和政治为基础,主张发挥圣人制礼作乐的作用来弥补天道的不足。但总的来说,儒家哲学的主流还是“天人合一”思想,即为一种肯定人和自然、价值与事实的区别的基础上更高层面上的统一。儒家内部“天人相分”的观念是一种反题,可以更好地推动“天人合一”精神的发展。

  总之,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资源,可以发展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具有深刻的生态学意义。尽管儒家哲学并不完全能够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对接,但我们仍要看到其内在蕴含的生态向度,并展开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深度对话,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普世价值。当然,我们也要避免过度的文化自信,认为儒家学说能够取代西方文化,或可以彻底挽救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而是同样要看到儒家内部存在的问题,加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同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以平等、包容、多元、和谐为基础的“全球共同体”,去共同应对人类的生存危机。

   (作者单虹泽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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