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我很小就知道吴大任先生的名字。大约是在我10岁的时候，在姨母家用来糊墙的旧报纸上，我看到上面有揪出南开大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人物吴大任的报道。那时，虽然不懂得什么是修正主义，但却知道那不是一个好字眼。修正主义代表自然也不是好人。
没想到，时隔20多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然见到了吴大任先生。一天下午，我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去探望财政学家王亘坚教授。在同一病房中，有一位老者，端坐在书桌前写东西。他好像没有发现我的到来，依然头也不抬地写着。王亘坚教授对我说，这位是吴大任教授，是你们原来的老校长，他耳朵不行了，基本听不到人说话，也不和人打招呼。难怪我在和王教授聊天时他始终不抬头、不说话。我细细观察着这位老者——我们的老校长，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人物的吴大任先生。他已完全谢顶了，面色红润，慈祥的眉宇间透着一种坚毅。王教授说，他正在写回忆录，除了接受治疗，就是不停地写。我说，其实可以找一个助手帮忙啊。王教授马上变得激动起来，说：“还助手呢！我现在还在生气。”我忙问怎么回事，王教授讲了一件让人感到很气愤的事。原来，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应邀来南开讲学，因为他和吴先生有师生之谊，提出要拜见吴先生。学校来电话说有车来接，吴先生和他的夫人就在医院的病房里等候，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给学校车队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两位老人怕让客人久等，只好相互搀扶着下楼，到马路上坐8路公交车回南开大学。当时正值下班高峰，车一到站，人们便蜂拥而上，互不相让，两位老人根本上不去车。那时，出租车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两位老人没有任何办法，只好走了两站地，才在一个人比较少的站上了车。原来，车队负责接吴先生的司机那天和队长闹别扭，赌气不出车，不接电话。王教授很生气，要找校长反映这件事，替吴先生出气，但被吴先生阻止了。吴先生一向宽厚，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他大概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小了，他也不愿意为这件事让那个司机去受处分。
我听了王教授的这段讲述，也感到很难过。当两个老人颤颤巍巍地相互搀扶着走向公交车站的时候，有谁知道，这就是当年的“吴氏三杰”之一，著名的数学家。又有谁会想到，一个车队的司机，竟可以置一位老教授的安危于不顾，闹情绪，发脾气，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人心如此，世道如此，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和吴大任先生只见过这一面，虽然没有听他讲一句话，但他那慈祥的眉宇间透着一种坚毅的神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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