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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诗意人生 ——写在卞之琳110周年诞辰逝世20周年之际
来源: 2020年12月04日 今晚报 第12版发稿时间:2020-12-08 10:2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断章》

   文/龙 飞

  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我被久久陶醉,反复品味。曾将它放在电脑桌面上,一打开电脑就能看到。这首诗的作者卞之琳(1910-2000),20世纪40年代曾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但由于时间短暂,并不广为人知。

  《断章》背后的故事

  这首诗是卞之琳的代表作。他从自己一首长诗中抽出最满意的四句,故命名《断章》。全诗仅四句、34个字,简洁清新,意味无穷。

  其实这是一封情书,作于1935年10月。是卞之琳写给“张家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的,她就是“装饰”了诗人半生梦的那个女子。

  1933年秋天,刚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卞之琳去拜访沈从文,认识了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对她一见钟情。诗人常给心中的女神写信,但又不敢表达爱慕之意,而对方从不回应。卞之琳忍受着思念的折磨,于是就有了《断章》。这首短诗成为后人传唱的经典,被文学评论家阐释出多种美学内涵和哲学意味,也让许多文学爱好者知道了诗人的大名——这是诗人自己所没有料到的。

  转年张充和考入北大国文系。1935年年底她患了肺结核,只得休学回苏州老家。1936年10月卞之琳的母亲去世。他奔赴故乡料理完后事,对张充和很是牵挂,专程去苏州看望她。当时张充和与外界处于隔离状态,十分寂寞。她见到卞之琳很高兴,陪他游览了苏州的风景名胜。这让卞之琳心中充满欢喜与期望。

  卞之琳将自己为张充和写的20首诗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她。

  相识十年后,诗人终于向张充和表白了自己的感情。但她说希望和他做纯洁的朋友,拒绝了他的爱。这让他非常痛苦,想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打动不了她。

  1947年,张充和邂逅了在北大任教的美籍学者傅汉思,7个月后两人结婚,定居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卞之琳彻底绝望,但仍痴情地爱着她。

  张充和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卞之琳人很好,但就是性格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合……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

  对卞之琳来说,张充和注定只能是他的风景,看着她美丽绽放,而自己只是一名痴心的看客。得不到想要的爱情,却诞生了一首不朽杰作,或许这能弥补诗人心中的遗憾。

  延安之行

  卞之琳从学生时代就写诗、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抗日战争爆发,他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书,任外文系讲师。1938年,他利用暑假和4个月的军训时间,跟随何其芳、沙汀去了延安。当时被爱情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段特殊经历。

  何其芳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欢迎。在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引荐下,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们。1938年11月,卞之琳随 “抗战文艺工作团”进入被日寇占领的晋东南地区。他深入军民,采集素材,写出一系列战地通讯。1939年,他又随工作团奔赴河南武安,与当地游击队在彭城一带同敌人周旋。卞之琳利用战斗间隙写出反映游击队的小说。同年4月,他再次随工作团从武安进入太行山,到八路军129师772团临时驻地。他与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打仗,一起吃粗粮、睡草地铺、晒太阳、捉虱子……在前线,他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卞之琳回延安后,周扬安排他到鲁艺文学系教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

  周扬挽留卞之琳在鲁艺继续任教,他因已受聘于四川大学而婉言谢绝。1939年夏天,卞之琳离开延安返回川大。学年结束,四川大学校方确知他去过延安,不予续聘。于是,他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

  在延安鲁艺时,卞之琳结识了音乐系系主任、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告诉诗人,自己曾把他的名作《断章》谱成歌曲,并且当场将全曲哼唱了一遍。这使得卞之琳受宠若惊。

  多年以后,研究冼星海的学者秦启明在冼星海遗稿中发现了这个钢琴曲谱。原稿注:“徐缓”(带感伤),1936年于上海,赠盛建颐。盛建颐是冼星海的初恋女友、钢琴家。冼星海曾留学法国,受印象主义音乐影响,对艺术歌曲情有独钟。这也是他的一首探索性作品。

  秦启明将曲谱复印下来,寄给卞之琳留作纪念。

  在南开的时光

  1940年,卞之琳来到西南联大,编制属于南开大学。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开设 “翻译”“小说艺术”课程,并负责公共英语课。1943年,卞之琳晋升为副教授,三年后评为教授。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他到南开大学执教。和他一起从西南联大到南开大学任教的还有作家李广田,后者是应南开文学院院长冯文潜的邀请。

  卞之琳与李广田为志同道合的好友。1930年左右,有三位文学青年先后进入了北京大学,那就是哲学系的何其芳、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广田。他们几乎同时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三人以诗会友,把诗做到了兴趣的极致。“汉花园”是当时北大所在地的名称。1936年,郑振铎将三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他们在中国诗坛上被誉为“汉园三诗人”。

  来到南开大学,卞之琳在外文系任教,李广田在中文系任教。两个人都住在校内的西柏树村,几乎天天能见面。外文系系主任司徒月兰是他们的近邻,她业余爱好弹钢琴。琴声流淌,形成了西柏树村的一道独特风景。

  由于《断章》,由于“汉园三诗人”的名头,卞之琳已小有名气,再加上教学工作认真严谨,颇受学生欢迎。当时,中文系师生都很关注卞之琳。诗人也常有作品发表在天津的《大公报》上。

  卞之琳一向爱吸烟,李广田的女儿李岫当时未满十岁,热衷于吃榛子。一天,西柏树村的小卖部突然着火,大家都去救火。待火扑灭后,损失了一些货物。卞之琳同李岫开玩笑说:“早知它着火,你去抢榛子,我去抢香烟,那多好!”让小姑娘觉得卞叔叔真逗。

  1947年,卞之琳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李广田则受朱自清之邀到清华大学任教。两位大师级人物就此离开南开大学。

  好丈夫,好父亲

  从英国回来,卞之琳执教于北大外文系,曾出任系主任,1953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55年,45岁的卞之琳终于和相识多年的女编辑青林结为伉俪。婚礼上,同事们纷纷前来祝贺,杨绛特意给新婚夫妇拍了张合影。青林是个离异女子,长得很美,比卞之琳年轻十岁。诗人为她写下:“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从此,他生命的航船漂泊了半生,总算有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们的家在干面胡同东罗圈,那是社科院专门给国宝级学者们准备的一栋楼房。卞氏夫妇住在四层,房间面积不大,但青林将居室布置得温馨舒适。

  卞之琳做学问的本事虽然是一流的,但日常生活的料理能力却很差。在家中,青林便成了这方面的主力。1957年女儿出生,中年得女,卞之琳视若掌上明珠。一向不会做饭的大诗人曾亲自下厨,戴上围裙和套袖,为女儿做她最爱吃的红烧肉;晚上冒着严寒给女儿买回一套《红灯记》木偶玩具。

  原先,卞之琳的烟瘾很大,一天两包。可是为了妻女的健康,他戒掉了几十年的烟。据这位好丈夫、好父亲说,戒烟的过程并不痛苦,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20世纪70年代后期,青林经常头痛。卞之琳每天晚上给她做半小时的头部按摩。虽然按摩水平不够专业,但他做得很认真,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妻子身体好转。

  由此可见,这位诗人是多么纯真,多么善良,难怪人们说他“可爱”。

  真诚与精致

  生性内敛的卞之琳,以他的才情和为人,赢得了众多学生与同事的称赞。

  翻译家巫宁坤是卞之琳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命运多舛。1951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巫宁坤应燕京大学之聘回国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迫下马,他在南开大学等高校任教。1954年11月,他与查良铮(穆旦)同时遭到不公正待遇。后来,巫宁坤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时,被划成“右派”,被下放到大兴安岭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1980年,平反后的巫宁坤重返北京。年底,他参加了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成都会议。该所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在作学术报告时,依据列宁反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要文学,还是要革命?》,对“文革”后开始流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加讨伐。巫宁坤听了忍不住给予尖锐驳斥,会场气氛相当激烈。

  巫宁坤回北京后,得知卞先生身体欠佳,因而没参加成都会议,他立即去看望。一见面,卞先生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巫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巫宁坤说。

  “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样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饱经患难的老学生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巫宁坤对老师十分感激,同时也意识到,解放思想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巫宁坤眼里,卞先生去过延安,在鲁艺讲过课,是教师中的“左派”。新中国成立后,老师入了党,而学生成了“右派”,但老师从来没有和这个学生“划清界限”。因此,他认为卞先生是个非常真诚的人。

  卞之琳长期供职于社科院外文所,在他的同事中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就曾回忆这位老前辈:卞之琳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绅士派头的人。他的衣着从来都很讲究。卞之琳的雅士派头、雅士自我意识,来自他这个人的学养和经历,来自其爱美懂美与一颗充满诗意的心灵。不俗与精致,可以说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那著名的四句诗34个字,便是他精致中的精品,是他精致得最典型、最完美的一次表现。

  晚年生活

  1995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赠给卞之琳的纪念牌上镌刻着这样的评语:“诗歌篇篇独具创意,落笔生花,由平实语言精炼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诗助长的养分。”

  对卞之琳来说,这是件喜事。而同一年,他遭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妻子的病逝。青林与诗人携手度过四十个春秋,他俩的生活平凡平淡,又清新温馨。她的离去让85岁的老先生无比痛苦与悲伤。老诗人竟闭门谢客一年多。女儿青乔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为照顾父亲便搬了回来。

  社科院外文所的年轻同事怕老先生寂寞,常去看望。一次,卞先生谈起自己的名字,说他是按家族辈分被取名“之琳”的,“琳”字在古代本来是个男性用名,现在一般女性起名时爱用这个字。有些电影女明星的名字里也有“之琳”二字。卞先生调侃道:“我曾几次想改个名字,把‘琳’字的王字旁去掉。可是所用证件不容自改,无可奈何!”

  2000年年初,卞之琳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人终生成就奖”。

  晚年的卞先生生活非常规律,一般八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余时间用来读书和看报。令人惊讶的是老先生居然还爱看《足球报》,爱看足球比赛,对英超各队的情况也如数家珍。

  2000年12月8日是卞之琳九十华诞,《卞之琳译文集》也将在这时出版。朋友、学生们发起在北京举办“卞之琳学术研讨会”,为他祝寿。其实,《卞之琳译文集》的面世,正是送给卞老生日的最好礼物。不料,卞老却于12月2日病逝。有家报纸的标题是《写〈断章〉的人去世了》,《断章》成了他的代名词。

  正当所有人都在惋惜卞老差几天就要过生日的时候,青乔打来电话说,按照老家的惯例,过生日都是过阴历生日,父亲的阴历生日是十一月初七,她查了历书,发现当年的十一月初七恰是阳历的12月2日。这让大家感到些许慰藉。接着人们想起,卞之琳终生研究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其生日即忌日(1564.4.23-1616.4.23),是巧合,亦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诗人翻译家

  卞之琳是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时的杰出学生。他深受新月派的影响,也醉心于法国象征派,并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诗人,他承上启下,本身是新月派,过渡到现代派,下启九叶派。

  卞先生写诗字斟句酌,苦思冥想,往往为了一个字,会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地。

  诗人高洪波这样评价他:“先生是中国诗坛的琢玉者。他一生写的诗歌没有超过五千行,惜墨如金。他把诗当成一块玉来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作铮铮然有金玉之声。”

  的确,诗人惜墨如金,但每一句又都是精华。初稿完成后,他每看一遍都有所改动,似乎永远不满意。他认为不好的段落即坚决删去,力求尽善尽美。一次青乔帮他抄稿,他反复修改,青乔已记不得抄了多少遍。他自称:“我写诗……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

  作为翻译家,卞之琳的译作《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代表了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最高成就。莎剧原著是以诗体为基本形式的诗剧,但绝大多数早期译本都用了散文体。在卞之琳之前,只有个别译者用诗体来译,但他们或用自由体,或未严格对应原文的行数。卞之琳主张外国诗歌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应当“以诗译诗”。他按照汉语规律,提出每行十到十五个字,每句五“顿”,每“顿”有一个主要重音的翻译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形式,又具备汉语的韵律之美。他提倡的译法,上升为翻译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

  翻译家王佐良认为,卞之琳的译作字里行间活跃着敏锐的诗才,他是一位“诗人翻译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卞之琳集诗人、翻译家和学者于一身。正如他的学生江弱水所说:“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追求的语言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做得比他更完美。”

  图①晚年卞之琳

  图②卞之琳1938年从延安前往太行山区

  图③1936年卞之琳与张充和在苏州

  图④卞之琳(中)与夫人青林(右)、香港作家彦火(左)1981年摄于家中

  图⑤青年时代卞之琳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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