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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谦谦君子,以学报国
来源: 《南方》杂志发稿时间:2017-10-28 21:40

 

      作者:刘龙飞

  1949年1月19日,在位于广州海珠新港西路的康乐码头(今中山大学北门码头),当看到一位身穿长衫、气质儒雅的老者从刚靠岸的轮船上走了出来,早已等候在岸边的数十名青年学生欢声雷动。次日,在广州各大报纸上,著名教授陈寅恪来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

  陈寅恪南下广州,意味着地处南方的岭南大学又迎来了一位学界大师。如果加上此前到来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著名数学家姜立夫、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著名经济史专家梁方仲等,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前后来这所大学的大学者已经不下二三十人,其阵容之强大,让当时学界震惊。

  数十位名师云集广州,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一大奇观。而这一奇观的造就者,则是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这位传奇校长几乎以一己之力,将多位重量级教授“抢”到了广州,为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保留了不断的血脉。

  陈序经,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20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学贯中西后毅然归国,到引发三次全国性大讨论,再到“抢救学人”、提倡教授治校,陈序经的一生经历充满传奇,真实映照了中国文化变迁的轨迹。

    从懵懂少年到文化学者

  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马岗顶,靠近图书馆有一幢别墅式老屋,红墙绿瓦。老屋门廊柱子上挂着一块漆有“陈序经故居”五个繁体金字的牌匾。老屋里面,墙上悬挂了大量陈序经先生当年在此生活、著述的照片和其他历史照片,整整齐齐,朴素大方。

  这座于2012年11月正式开放的故居,是中山大学修复开放的第二个名人故居,也是目前国内纪念陈序经最主要的地方。

  房屋里展出的一件件物品,记录了陈序经曾经在这里的活动足迹,也展现了他一生求学、治学的经历。

  1903年9月1日,陈序经出生在广东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又名洋头村)一个普通人家。父亲因家贫总共才读了一年半私塾,是一名地道的生意人。

  在陈序经之子陈其津著的《我的父亲陈序经》一书中,记载了陈序经幼年求学经历和趣事。

  小时候的陈序经相当顽皮,常常逃学。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经》读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来,塾师对他的父亲陈继美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最好将来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对陈继美说,假如他的儿子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了。

  “父亲的成长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就是他的三妈(三叔的遗孀)和他的父亲。”陈其津提到,正是三妈力主让陈序经转入县城的学校,并不把他当“笨孩子”“坏孩子”看,经常鼓励他,让陈序经的学业越来越好。

  陈继美虽然自己只上过一年私塾,但对读书、学习情有独钟。他多次告诫陈序经“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靠自己的学问做个教授”。为了支持陈序经求学,陈继美甚至一度卖掉椰子园的股份供他留学。

  1925年8月,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毕业后,陈序经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在这所著名学府学习期间,他通常早上5点前就起床,挑灯苦读,其刻苦精神全校闻名。仅仅两年多时间,他就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只用了正常时间的一半左右。1929年,陈序经到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一年后,他又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学习经济学。

  在离开欧洲之前,陈序经已经能够掌握四种外文(英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他的思想和视野也更为深刻和宏阔。正是这一时期丰富的留学经历,为他的东西方文化学素养打下了厚实的底子。

震惊学界的三次“大论战”

海外留学回国后,陈序经进入岭南大学任助理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学贯中西的功底,让他对多个领域的研究得心应手,多有建树。

  尽管给人以谦谦君子的形象,但陈序经的骨子里却有一股“好辩”、不服输的劲。在陈序经的学术生涯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曾围绕文化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教育问题,在国内引起了三次大争论。

  1933年12月29日晚,在中山大学大礼堂,30岁的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序经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两天后,该演讲内容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载,引起一些学者的讨论。随后,当时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等杂志也发表大量文章,对演讲观点加以讨论。

  从1934年开始,学界对于该观点的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知名文化人如梁漱溟、胡适等均参与其中。自此一役,陈序经也以“好辩”蜚声学界,并引发了不少非议。

  乡村建设的论战紧随其后,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一途径》等文章中,批驳了梁漱溟等人欲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以乡村为主体来建设社会的设想,指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他建议“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

  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争论,是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于1947年提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而引起的。胡适建议“在第一个五年,由政府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陈序经为此激烈反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指出这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只能说是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进而指出:“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

      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从国外留学归国时,陈序经的父亲曾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序经对此一直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数次拒绝了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劝他出任教育厅厅长的建议。1945年,他又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官衔。20世纪40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

  尽管立志“不当官”,但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48年开始,陈序经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当时中国一流大学中担任领导职务,并以一位优容雅量的教育家、管理者的精神品质,被誉为“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不到三年时间里,陈序经让岭南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之一,该校一些院系(如医学院)达到国内一流甚至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之一。

  当年岭南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

  陈序经的学生、著名法学家端木正在回忆录中提到:“陈校长令人崇敬的原因很多。他自己勤奋治学,清廉自守,品德高尚……但他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最被怀念的应是他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他的好朋友遍及各个学科,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者都把陈序经视为知己。”

  据端木正等人回忆,陈序经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两点上。首先,他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其次,他从来不忌才,只要是学校发展需要的学者,他都想邀请来岭大。

  有趣的是,虽不愿经商,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又刻意求财,并展示了理财天赋。一个经典的细节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陈序经利用开学时收到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卖出去保值增值。他一直认为校长应该干筹钱的事,让教师安心教学与学术研究。

  “优容雅量”的学术大师

      与引起大论战和出任“岭大校长”相比,陈序经的学术研究却较少受人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学术成就和治学的品格,是陈序经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端木正认为,陈序经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他无不精审,且多有独到之见”;“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

  新中国成立前,陈序经涉猎的学术领域广阔,但着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是文化学。他先后为文化学撰写了一部内含20分册的巨著,计200万字。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部分院系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成为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没有了行政上的繁杂事务,他一头扎进了书海里,专心科研和教学。

  由于此前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通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取消了学科,陈序经选择了研究历史。凭借此前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的学术积累,1953—1957年间,陈序经撰写了约250万字的书稿,计有《东南亚古史初论》《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交往甚早,关系密切,是华侨最早的大批量移居地。《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等研究成果,让陈序经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写的《柬埔寨史》让该国的西哈努克亲王都叹为观止。

  近百万字的《匈奴史稿》是迄今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重、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较高的一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匈奴史研究的空白。

  南开大学教授张晓唯认为,陈序经治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既能在书房作静态文本研讨,又能进行“田野工作”的动态实地考察,他曾深入河北定县、广东顺德及南洋各地做社会调查,采集实地素材,充实研究内涵;二是始终关注社会贫弱群体的命运和问题,从他1925年发表《贫穷之研究》一文,到1957年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以及对世居水上的“疍民”若干史事的订误、对东南亚华侨苦境的关爱,无不说明此点。

  陈其津在《我的父亲陈序经》一书中回忆,父亲一生勤奋治学,常以“刻苦耐劳”四字自励励人,即使承担繁重的校务工作,也始终不废治学著述。由于白天有繁忙的行政事务或教学,无暇做学问研究,他常常在早上4点前就起床写作,几十年都是如此。即使是从学校出去办事,他也要计划一番,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出去之前,先到哪里办什么,怎样走最节省时间,他都记好,所以办事效率特别高。这看似小事,其实是陈序经学问积累成功的一个侧面。

以学报国、救亡图存

  1966年12月,在南开大学任职的陈序经被揪斗批判,罪名是“里通外国”“美国文化特务”“国际间谍”。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心脏病突发,因心肌梗死而逝世,年仅64岁。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陈序经平反。

  事实上,无论是他的刻苦治学的努力,还是其治学、治校的经历,都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陈序经,在用实际行动“以学报国”。

  1948年后,因时局变化,有人建议把岭南大学迁去香港,陈序经坚决反对。新中国成立前夕,有海外朋友提供条件让他出国,他没有去。许多出国的机会,都被他的拳拳爱国心婉拒,他终生服务于自己热爱的岗位。

  “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他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过去的文化是过去人的创造品,时境变了,我们应当随着时境而创造新文化。”上个世纪30年代,陈序经曾在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的反思,对民族精神的期待,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意义。

陈序经生平

  1903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

  1915—1919年,跟随父亲陈继美侨居新加坡,就读于育英学校等,后回国。

  1920年,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进入三年级学习。

  1924年—1925年7月,转入复旦大学学习社会学,获该校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8月,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

  1926年—1928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完成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

  1928年—1929年,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9年—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世界经济学院学习。

  1932年,任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开始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1933年12月,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说,在广州引发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1934年,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聘请,任研究教授,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沙南疍民调查报告》等著作。

  1936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村建设运动提出批评,引发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讨论。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

  1940年,前往东南亚考察,出版著作《暹罗与中国》。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讲学一年。

  1945年4月,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南洋与中国》。10月,与朱自清等十位教授联名致电国共双方,主张国内民主和平。

  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1947年9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引发关于教育问题大论战。出版著作《文化学概论》。

  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是岭南大学第三位华人校长,也是最后一位校长。

  1949年,延聘陈寅恪、姜立夫等著名教授到岭南大学任教,岭南大学迅速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出版《越南问题》《社会学的起源》《大学教育论文集》等著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科与岭南大学文理科及其他一些高校系科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3月,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作关于华南水上居民问题专题发言。

  1962年,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作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专题发言。

  1963年,任暨南大学校长、校董事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校董事会副主席。

  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赴云南德宏芒市、西双版纳等地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1967年,受到揪斗和批判,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5月26日,广东省政协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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