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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宝京
2016年10月11日下午5时，我敬爱的母亲李淑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年来，母亲美丽亲切和蔼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耳边也经常响起她的清朗乐观的笑声，仿佛她从未离开我们……
母亲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和进步。早在1947年3月，她还不满17岁时就毅然离家参加了八路军。“走、走、走！向着大西南走，解放大西南，建立新中国，向着伟大的胜利进军，我们要走前头！”这是母亲最爱唱的一首歌，我们从小就听得耳熟能详。唱着这首歌，母亲和她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全体官兵，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指挥下，乘着老百姓划的木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英勇无畏地渡过长江天险，一直打到贵州并参加剿匪。后转业在贵州省安顺地区青年团地工委任干事。这时母亲才不到20岁。解放后，母亲从人民军队转业到地方后长期从事党团工作，为党团工作尤其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0年8月，母亲调入南开大学，担任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改任正处级调研员直至1987年离休，在哲学系工作了7年多。在校党委领导下，母亲为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学生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管理和党务管理等工作尽心竭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哲学系的发展做出了一名党务工作者的积极的特别贡献。
母亲来南开哲学系工作的时候，是南开哲学系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时期，同时，整个国家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历史转折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学校的工作重心也转到教学、科研工作上来了。这一时期党务、政务工作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党组织书记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政治方向，把握政策，恰恰在这一方面母亲做得非常好，师生们认为她是很有正义感、很有原则性的一个老同志，心里有她自己正确的判断。回顾历史情况，她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很重要、很关键的作用。
当时哲学系教职员工有很多思想问题没有澄清，政策上也未完全落实，所以相当一部分人还很受压抑，特别是一批学术骨干，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党的领导在那个时候显得尤其重要。这时，作为党组织的领导人，校系对母亲就有一个要求，就是看她怎么把政治和政策摆正了，把队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不必要的事情如苦闷、压抑解除掉，这是她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南开哲学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时期很关键，涉及到这个系能不能走上正路的问题，尤其是能否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是简单团结大多数就行了。母亲到哲学系的时候，系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有些没有消除，如果一直是当时那样，哲学系就无法走向正常。母亲一来就态度很明确，觉悟很高，党性很强，按照上级党的方针办事，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就不能再来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这一点非常明确。哲学系真正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当中摆脱出来，从而走上正轨，建立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转变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不搞好，这样互相消耗，作为党的负责人若不主持正义，不主持公道，以后哲学系要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还有这么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她一来就敢于主持公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当时教师们对母亲特别敬佩，许多老教师对党组织的工作特别支持。光是业务好搞不下去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现在也这样，搞业务的人只埋头搞业务，单位不可能建设好，政治工作要做到点上，要抓住政治保证学校发展，维稳很重要，发展是根本目标。
母亲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在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解决好职称评定、职务晋级、福利待遇和困难师生的生活问题，受到哲学系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
母亲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尊重和关心教职工，对教职工尤其在政治上特别关心。她来到哲学系时国家处在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当时南开哲学系由于“四人帮”的流毒一直没有散，还把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看待。虽然母亲是副书记，她在这个岗位上的主要工作不是面对教师，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的，但她也重视做教职工这方面的工作，教师们觉得是党委给了她任务到哲学系就重点抓教师工作。平时老师们一来办公室谈心、聊天，她就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年，方克立老师来办公室，他反映现在国家正在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觉得这很好，但是他感觉到一种倾向，好像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有些不公的地方，他感觉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都罕见的，因此，他认为那是不能否定的，母亲听到这话以后就主动和一些老师谈话交流。她还总讲，我们系的老师都非常可爱、非常好，没有他们，我们的学生会怎么样呢？母亲在系里当书记做得很多的一项工作，就是解决基层教师入党的问题。教师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和老师谈话，特别重视在教师尤其是中年教师当中发展党员，系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陆续在教师当中发展党员，很多人都是她在的五年里发展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有震动的。要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不同，历史问题、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等，例如方克立老师就是1980年母亲来了以后发展入党的。
母亲在哲学系工作作风，不仅坚持原则，与大家平时相处的时候，大家感觉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热情，待人诚恳。那时候跟学生的关系很好，她都是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很关心学生。有时候学生病了，她都去看望并问寒问暖。她关心学生的成长与进步，注意学生思想动态，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有着各方面意想不到的变化，所以这方面母亲把握得比较好。
进入1980年代以后，国家当时有个阶段就是如何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三观”教育，也就是人生哲学的教育。当时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团委书记、辅导员，都要亲自给同学们上人生哲学课。给母亲安排的是给1982级学生上晚课。她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讲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结合自己人生经历讲，很生动，学生反映很不错。那个时期，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的确非常好，都是彼此当成自己一家人，学生们在宿舍讨论问题，母亲和其他老师们就经常去宿舍与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那些老学生对哲学系这么有感情，那是因为学生那个时候对老师有感情，老师对他们也有感情。
母亲很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许多年轻干部深有体会。那时招的学生多，人们的想法很多。母亲总是很会鼓励人。比如团总支书遇到困难时，母亲对团总支书记说，你办事我觉得还是很公正的，你是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你没有去带着你的情绪去说什么。这句话团总支书记记了很长时间。母亲对干部的肯定、鼓励，在这个氛围中，就是做再多的工作大家都心情舒畅。作为党的一个主要领导，最重要的是营造团结和谐的氛围,就是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都有动力、让这个集体有向心力。
母亲的这些优秀品质从何而来？为什么她会有这样一些优秀品质？这和她个人的经历有关，是长期在工作经历中形成和培养起来的这样一种优秀的品质。
母亲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工作时和离休后都居住在天津大学校园内。她十分关心天津和云南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展，关心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云南大学的每一步发展，尤其是关注她长期工作过的云南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教育和管理质量的提高、在全国大学最新排行中的地位。
平时母亲也积极参加体育健身运动，每天早晨去和周围居民一起跳健身舞，学会了还自带音乐伴奏带在所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生联欢会上表演，在学校小礼堂舞台上，母亲穿着紫红色毛衣和银灰色小坎肩表演的舞蹈“小草”，在悠扬动听的乐曲伴奏中，母亲甜美的笑容和自信、熟练、准确的舞姿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2016年10月11日下午5时，母亲在天津病逝，享年86岁。母亲的最后时刻是平静安详的。虽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最后望着她那美丽慈爱的面容，我们真不能相信一向精力充沛、坚强乐观、热情善良的母亲已然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所热爱的生活……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在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们更加怀念曾是这支伟大军队中的一员——我们的母亲李淑兰！她从一个不满17岁就参军的纯朴的山东农村小姑娘，到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英姿飒爽解放军女战士,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精明干练的共青团干部、党务干部，到后来锻炼成长为一名成熟稳重的、长期工作在高等学校中的院系党总支书记，母亲完成了她人生中三个重要阶段的精彩转折。
抬头望去，在祖国明净广阔的蓝天白云之上、在巍峨雄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碧波荡漾的大海浪花之里、在广袤大地的绿树红花之间、在整洁安静的校园曲径通幽之处，冥冥中我们仿佛到处都又看见了可亲、可敬、可爱的母亲黑亮的大眼睛和白里透红的、美丽圆润的脸庞，在阳光和彩霞的映照下向着我们微笑……
附李淑兰简历：
1930年12月21日生于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四甲李村，1938年9月-1946年在本村上小学；194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1948年9月在冀鲁豫行署第六专署纺织训练班学员，齐禹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1948年10月-1949年3月在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十一团宣传队宣传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53团宣传队宣传员；1949年4月-1950年5月在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五分校一大队一中队学员；1950年5月-1953年1月在贵州省安顺地区青年团地工委干事；1953年2月-1954年10月在西南地方工业局青年团专职干部；1954年11月-1957年10月在中央轻工业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干部；1957年11月-1960年3月任云南大学农学系总支副书记；1960年3月-1961年10月在云南省委党校学习；1961年11月-1964年7月在云南大学组织部、统战部等部门帮助工作；1964年8月-1965年1月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总支副书记；1965年1月-1978年2月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1979年1月-1980年4月任云南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副处长；1980年4月-1987年12月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正处级)、正处级调研员。1987年12月在南开大学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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