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陈潭秋和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旧址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上海了，是六伯父把我抚养成人。等我长大后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父亲原名陈澄，字云先。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他的童年，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年代，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不聊生。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愤恨和对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

　　我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源于我五伯父的影响。五伯父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我父亲上学时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使他较早地接触了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思想。我们村有一座楼房是陈家祭祖的地方。一次登楼时，五伯父对我父亲说，我给你出个对联：陈策楼上谁陈策？我父亲回答是：独尊山前我独尊！这独尊山离我家不远，实际上是反映出我父亲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念头。后来，他在武汉上学期间，经常登武昌黄鹤楼远眺长江，看到很多外国的军舰和船只横冲直撞，中国船工备受欺凌，心中非常气愤，便下决心要改造旧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阅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更深一层地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新希望的曙光。他后来考入外语系，就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世界。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感到“我们身上肩负着重担，积极促进社会的改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这个时候，他在上海遇见了李汉俊和董必武，他们后来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在一起互相切磋，热烈讨论，畅谈体会。从这时开始，我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步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我父亲和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了这次在中共党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1928年6月，我父亲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来到天津。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顺直省委和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他在7月至11月期间给中央写了两个报告，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参考。根据他的报告，中央决定，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潭少连”名义代行北方局工作。10月，我父亲以特派员身份再次来到天津，筹备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法租界独山路大吉里31号召开(今和平区南京路吉利大厦所在地)，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会议通过了陈潭秋主持起草的《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等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顺直省委(即北方局)，韩连惠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部长。我父亲在天津工作时发现，基层党员是好的，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任务不明确，党员行动不清楚。为此，他主办了刊物《出路》，并撰写发刊词和文章。他说：“办了这个刊物，就是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给党员指明方向。”顺直省委改组之后，顺直的工作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

　　1939年5月，我父亲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在新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9月，他与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他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3年9月27日，我父亲在狱中被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我从许多革命前辈那里，听到有关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事迹和对他的评价，让我们最难忘的是周总理的评价。周总理说：“潭秋同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对优秀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怎样继承我父亲的遗志，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我父亲这一辈为革命牺牲了五人，我这一辈也为革命牺牲了一个人，我母亲是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我父亲对我们感情非常深，一直挂念着我们三个孩子，但是他最终还是把我的姐姐、哥哥送给外祖母家抚养，把我给了六伯父，都是为了革命。我常说，我父亲和母亲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舍家庭为革命”的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品德风范，也是我们后人要传承的一代家风。为此，从“文革”后期开始，我撰写了一些反映我父亲革命经历的文章，同时还收集有关史料，比如到湖南开会路过武汉时，就到武昌农讲所抄录我父亲的档案。我还在不同场合宣传方志敏、夏明翰等革命先烈，以及周恩来、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事迹。我觉得这样做也是在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

　　在教育后代问题上，我也非常注意，在特定的时刻我都要给孩子们提醒，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我的子女们也经常阅读纪念陈潭秋的出版物和纪念文章，他们都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决心把先辈的爱国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