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
2月28日早上，惠仁兄在微信群里发来了薛宝琨先生辞世的消息，以及他撰写的挽联。我盯着看了许久，薛先生清瘦的面容，开始一点点清晰了起来。
薛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大三的时候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民间艺术课。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薛先生有没有今日的著名曲艺理论家的头衔，甚至分不清他究竟是中文系的教授，还是东方艺术系的教授，只是知道他曾和侯宝林等相声大师共事，出过不少关于曲艺艺术方面的专著，不仅在南开大学独一份儿，在全国的曲艺理论界也是数得着的。
印象中，薛先生站在讲台上稳稳当当，没有多余的动作；讲课声音不大，略有些哑，语气始终平和，不疾不徐，不故作惊人或者高深之语。薛先生上课喜欢现场讲解。某一次，请了相声大家马志明先生来，整整一个下午，马先生操着各种家伙什，快板、单弦、大鼓一通儿忙活，当然还有相声。马先生演一段，薛先生讲一段，曲艺的种种风格、流派，等等。马先生演，薛先生讲，我们乐，乐到忘了记笔记。
薛先生的课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是“软幽默”。这是他一向倡导的。他说曲艺要出境界上层次，需要“俗中见雅”“笑中带泪”。对于不识愁滋味的毛头小子，当年的我能理解“俗中见雅”，说相声讲笑话逗闷子不能暴粗口，也不能生拉硬拽胳肢人家胳肢窝，更不能拿人的残疾取乐，要有些文气。但对“笑中带泪”却不甚了了。我曾隐隐约约地听闻，薛先生一生坎坷，年轻时险入“右派”名录，备受冷眼；及中老年，妻子缠绵病榻，生活负担沉重。然而，从薛先生的神情言语中，我却看不出也听不到些许哀怨。他讲话永远平和，不紧不慢，不喜不悲。但我也确实没有见过他开怀大笑，即便在听相声、讲笑话时也是一样。工作了，走进社会了，见识了一些真实的奇怪却又无奈的“笑话”，对“笑中带泪”这几个字，也才算是有了些感觉。
再联想到薛先生，也似乎有些明白，可能正是因为他阅尽人生“大世面”，故而能洞察世事，平静面对种种辛苦。薛先生以他的行事风格，展示了一种态度：生活中可悲可怜可叹之事太多，何必介怀。倘若能以笑声自我开解，即便那笑中带泪，又有何不可？
大四的时候，薛先生的课已经结了。某次，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找他，谈到了毕业分配找工作的事情。薛先生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曲艺栏目，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写封信推荐一下。我只是他教过一个学期课的普通学生，言及工作也只是顺口一提，先生却认了真。此事最终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进行下去，但先生的古道热肠，今日忆及，仍然感佩在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没去，但薛先生提到的那档曲艺节目却常听。有一次还在里面听到了薛先生的声音，讲中国相声史，他讲一段，播一段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请了马志明来作示范表演的欢乐的课堂。我打电话给永生兄，告诉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薛先生的讲座，有些兴奋。他说，我也在听。
工作以后，和薛先生再无联系。回校时，也多是找交往多的老师叙旧。不是不想见，而是怕打扰他。假如当年我返校时见到薛先生，十有八九，他不会认识我了，但是无妨，我记着他就是了。我相信，我还会在某个时刻，不经意地想起他，想起他的优雅、平和、热情，还有人生态度。
愿先生走好！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