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云
发布日期： 2014-08-05 00:00作者：郑天挺(1899—1981)先生35岁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抗战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1946年回北京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仍任秘书长。
我与郑先生相识于1950年11月。其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整理明清档案。郑先生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明清档案整理由郑先生负责，具体从事档案整理者七人。郑先生给我们整理人员开过几次会，主要强调在整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档案资料挑选出来。
我同郑先生接触较多，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那年暑假，他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此后又升任副校长。此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俄语专业，后转读中文系。报到的次日，我便拜访了郑先生。他住在杨石先校长所住的东村五室单元之内。杨校长的五室单元房为平房，有两间向阳的房屋：东面那间是校长的书房兼办公室，西面那间为郑先生所住，其时仅郑先生一人，并无家属随从。
郑先生处世低调，沉默寡言，而且终生谨慎。我去拜访他，多为学术方面请教，不谈政治。时间长了，我就大胆地问一件事：“郑先生，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多次派飞机接您南下，您为何不走？”郑先生仅说了一句话：“国民党太腐败！”
1980年春天，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首届毕业生逯钦立先生遗稿，由其同学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文儒先生转给我，让我设法出版。逯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巨册，及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留下决定出版，独将其数十年所写并已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等退给家属。阎文儒先生是我姑父，他交给我的任务，我无法推辞。当时我被陕西人民出版社聘为特约编辑，遂同出版社总编联系为逯先生出版论文集事。总编辑同意出版逯先生文集，但要求我找一位权威学者写序。我首先就想到了郑天挺先生。我来到郑先生家，说明逯钦立“文革”中英年早逝以及遗稿情况，并提到他的文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已找到出版社，请郑先生写序。郑先生欣然允诺。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还较少，我希望郑先生写序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多写一些，以便后人研究。郑先生在序言中，不仅写了在昆明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都设立研究所，还具体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具体地点、学生膳食、借阅图书等情况，并写出当时研究生的姓名及其导师姓名。序中还写道：“两个月前遇见任继愈教授，他说宝台山(文科研究所所在地)是出了不少人才的。我深以为然。”序言写完后，我前往先生家去取。他告诉我，过几天要到北京开政协会。我说您开完会，我再来看您。万万没有想到，郑先生开完会回津患感冒，并引起了肺炎，不久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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