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举世哀悼，然而“四人帮”下令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南开学子千人集会悼念，欲到街上游行。时任市委书记的解学恭(后被开除党籍)和文教书记王曼恬下令封锁南开。我和老伴王黎商量，在家中设立灵堂，以示哀悼和怀念，并表示对“四人帮”的藐视和愤恨。
4月5日清明节，北京各界10万多人于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敬献花圈花篮和祭文、悼词，我和化学系王祖陶赴北京，亲眼看到广场上悼念的情景。那里人山人海，讲话者甚多，讲者与听者均声泪俱下。最感动人的一首诗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立即广为流传。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竟派1万多民兵、3000多警察和5个警卫部队来围攻，移走了花圈等哀悼物，还殴打逮捕了一些演讲者。
1976年10月8日，“四人帮”覆灭。天津是“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喜讯传来，天津人家家户户吃喜面。刘泽华得知消息最早，当晚刘泽华、陈晏清、王黎和我在东村我家设酒食庆贺。
此时《新建设》杂志社接管了《红旗》杂志。翌年，为筹备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红旗》派庄建平来南开，约写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学校党委书记朱自强、工宣队负责人鲁志斌和乔军决定由我、陈晏清等数人去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在沙滩红楼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由我提供史料，陈晏清执笔。此前，我在天津历史博物馆阅读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看到周总理在狱中向难友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以此为基础，我们写成《五四时期反孔的英勇战士周恩来同志》，认定五四时期周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论述不为“红旗”左派人士熊某所接受，未刊用，只好转到1978年2月《光明日报》，以南开大学编写组名义发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熊某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还是对这一历史无知，我想南开大学最有发言权。于是我在思想上酝酿着组织一批力量，用事实说话，以呈现周恩来的伟大人格与不朽功勋。1978年3月，周恩来研究室成立了。我最初确定的研究人员为刘健清、王金堂、孔繁丰、王永祥、杨士钊，并请郑建民为主任，薛恩珏为资料员。这是一个纯的学术研究的组合。研究者以档案资料和专门论文为依据，尽力做到诚实而客观，写出论文。
研究室成立后，主要收集五四时期周恩来的革命活动及文章。刘健清还曾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通过武继忠(原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助教，后调到北京工作)，阅读到周恩来日记。第一项成果是他们编写出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革命大事记，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和《南开大学学报》上。我于1979年也写了几篇文章，如《五四时期周恩来革命活动纪要》(《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4月24日)、《周恩来同志<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读后》(《历史教学》，1979年第3期)、《觉悟社的光辉》(《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当时研究集中于五四时期，均为学术论文，具有政治战斗性。
根据学校现存文件，南开大学上报教育部关于建立历史所的文件，1979年3月历史所正式成立，包括几个研究室：即1956年成立的明清史研究室，1964年建立的日本研究室，另加1979年3月成立的周恩来研究室。所长为吴廷璆。此时，原就读哲教系的刘焱(天津解放调至市里任职)想回学校工作，胡国定、李万华等推荐，希望我在历史系安排一下，我商之于吴廷璆师，以副所长身份协助他工作，得到吴师同意，并上报学校批准。我建议刘焱也作周恩来研究。
今日的周恩来研究中心，就是在周恩来研究室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周恩来是南开的骄傲，他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的第一届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总理，曾3次回到母校。周总理情系南开，溢于言表。
周总理逝世已37年，斯人已逝，而风范长存。今日的南开人，正踏着总理的脚步，昂首迈进。
【校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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