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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期】忆周恩来逝世与周恩来研究室的建立
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3-06-08 09:54

  □魏宏运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举世哀悼,然而“四人帮”下令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南开学子千人集会悼念,欲到街上游行。时任市委书记的解学恭(后被开除党籍)和文教书记王曼恬下令封锁南开。我和老伴王黎商量,在家中设立灵堂,以示哀悼和怀念,并表示对“四人帮”的藐视和愤恨。

  4月5日清明节,北京各界10万多人于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敬献花圈花篮和祭文、悼词,我和化学系王祖陶赴北京,亲眼看到广场上悼念的情景。那里人山人海,讲话者甚多,讲者与听者均声泪俱下。最感动人的一首诗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立即广为流传。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竟派1万多民兵、3000多警察和5个警卫部队来围攻,移走了花圈等哀悼物,还殴打逮捕了一些演讲者。

  1976年10月8日,“四人帮”覆灭。天津是“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喜讯传来,天津人家家户户吃喜面。刘泽华得知消息最早,当晚刘泽华、陈晏清、王黎和我在东村我家设酒食庆贺。

  此时《新建设》杂志社接管了《红旗》杂志。翌年,为筹备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红旗》派庄建平来南开,约写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学校党委书记朱自强、工宣队负责人鲁志斌和乔军决定由我、陈晏清等数人去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在沙滩红楼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由我提供史料,陈晏清执笔。此前,我在天津历史博物馆阅读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看到周总理在狱中向难友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以此为基础,我们写成《五四时期反孔的英勇战士周恩来同志》,认定五四时期周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论述不为“红旗”左派人士熊某所接受,未刊用,只好转到1978年2月《光明日报》,以南开大学编写组名义发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熊某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还是对这一历史无知,我想南开大学最有发言权。于是我在思想上酝酿着组织一批力量,用事实说话,以呈现周恩来的伟大人格与不朽功勋。1978年3月,周恩来研究室成立了。我最初确定的研究人员为刘健清、王金堂、孔繁丰、王永祥、杨士钊,并请郑建民为主任,薛恩珏为资料员。这是一个纯的学术研究的组合。研究者以档案资料和专门论文为依据,尽力做到诚实而客观,写出论文。

  研究室成立后,主要收集五四时期周恩来的革命活动及文章。刘健清还曾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通过武继忠(原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助教,后调到北京工作),阅读到周恩来日记。第一项成果是他们编写出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革命大事记,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和《南开大学学报》上。我于1979年也写了几篇文章,如《五四时期周恩来革命活动纪要》(《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周恩来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4月24日)、《周恩来同志<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读后》(《历史教学》,1979年第3期)、《觉悟社的光辉》(《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当时研究集中于五四时期,均为学术论文,具有政治战斗性。

  根据学校现存文件,南开大学上报教育部关于建立历史所的文件,1979年3月历史所正式成立,包括几个研究室:即1956年成立的明清史研究室,1964年建立的日本研究室,另加1979年3月成立的周恩来研究室。所长为吴廷璆。此时,原就读哲教系的刘焱(天津解放调至市里任职)想回学校工作,胡国定、李万华等推荐,希望我在历史系安排一下,我商之于吴廷璆师,以副所长身份协助他工作,得到吴师同意,并上报学校批准。我建议刘焱也作周恩来研究。

  今日的周恩来研究中心,就是在周恩来研究室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周恩来是南开的骄傲,他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的第一届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总理,曾3次回到母校。周总理情系南开,溢于言表。

  周总理逝世已37年,斯人已逝,而风范长存。今日的南开人,正踏着总理的脚步,昂首迈进。

  【校史钩沉】

编辑 韩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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