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前些日子参加一个聚会，遇到多年不见的李文龙兄，他是我的朋友张跃起的大学同学，我顺便问了一句：“有跃起的消息吗？”他顿时压低了声音：“跃起已经没了！”我大吃一惊，忙问：“什么时候？得了什么病？”文龙说：“具体时间不太清楚，听说是癌症。”
整个聚会，我都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心中一直想着和张跃起交往的一点一滴。
我和张跃起相识于1985年春，至今整整40年了。
那年春天，几所大学书画社的同学聚在一起，要搞天津市大学生书画联展。南开大学的代表是魏立刚和我，天津美术学院的代表是张跃起。
跃起不愧来自美术学院，浑身上下洋溢着艺术家的派头。他身材颀长，面色白净，偏分头梳得锃亮，穿黑衬衣，系黑领带，显得他的皮肤更加白皙。他举止文雅，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仿佛跟谁都是一见如故。
经过几个下午的忙碌，布展终于完成了，地点就在新华路上的和平文化馆。为了造点声势，大家觉得应该在文化馆门口竖一块展牌，但时间有些来不及。张跃起说：“这好办，咱们先找块板子去。”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我们找到了一扇旧门板。张跃起买来几张图画纸，用图钉钉好，从包里取出几瓶广告颜料。我先用赭石默临了一段《张迁碑》作为背景，跃起随后用深蓝色在图画纸的左侧加了一条仿线装书的装饰线，待颜料晾干后，便书写“首届天津市大学生书画展”的标题。
这一下，使我见识了跃起出类拔萃的能力。
只见他后退几步，仔细观察了那条蓝带的长度和宽度，点点头，然后抓起一把板刷，蘸上白色广告颜料，板刷左右挥舞，上下翻飞，顷刻之间，一行整齐美观的黑体美术字标题便跃然纸上。大家不禁啧啧称奇，又有些担心地说：“你怎么不先用铅笔打个稿？至少也要用尺子量一下啊！”跃起说：“打什么稿？眼就是尺子，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叫搞美术的吗？”更为奇特的是，跃起一直用左手书写，他说，除了吃饭用右手，他干活儿全是左手。
大学毕业后，跃起分配到一所大学担任艺术和装潢设计教师，他如鱼得水，设计的作品屡屡参展并获奖。他很勤奋，为教材画插图，为企业设计广告。女儿的出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快乐。他对我说：“太神奇了，孩子一落生，就带着笑脸，像是一个小太阳！”因此，他给女儿取名“笑阳”。不久，一家出版社约请他绘制一套幼儿读物，他特意把女儿列为作者之一。别人有些不解，他说：“女儿的笑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没有她，我就完不成这本书！”
跃起交游广泛，头脑灵活，时不时会有一些“鬼点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临近春节，一位老板向他请教，如何用较少的广告费提高知名度。跃起略加思索，灵机一动，说：“天津人有春节送福的传统，你可以借此组织一次‘春节大送福’活动，上门为居民送‘福’字，并印上贵公司的名字。”老板采纳了跃起的建议，赶印了5万个“福”字，给5万个家庭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为此，老板给了跃起5000元作为咨询费。那个时候，5000元不是小数目，跃起得意地说：“5000元到手，过了个好年！”之后，各店家纷纷效仿，使上门送“福”成为春节前的一道独特风景。
后来，跃起一家去了国外。他先在一所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很快凭着出色的专业能力担任了某大学的平面设计教授，在异国他乡有了立足的资本。
2014年夏天，他回国度假。多年不见，他依然那么白净，依然满脸笑容，只是多了一些白发和皱纹。他说，在国外大学里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学生有各种要求，有时令人头疼。看得出，他的工作并非顺风顺水，也有许多烦恼。
由于各自忙碌，我们很少联系，只是在新年互发邮件问候。后来，我们连邮件也不发了，真正是“相忘于江湖”了。
跃起是性情中人，也是本色中人。有段时间流行名片，很多人都在上面印各种虚衔，跃起反其道而行之，他给自己画了一个漫画头像，下方印了“画画的”三个字。我的儿子那时刚刚识字，对着这张名片笑得前仰后合。有一天跃起来我家，儿子冲他大笑：“哈哈，画画的！”
我搬入新居后，曾请跃起和他新婚的妻子来家中吃饭。饭后，跃起来了兴致，一连画了六七张水墨花鸟画，他边画边说：“纸不错！”“墨不错！”我说：“关键是心情不错！”他说：“对对，心情不错！”干脆就在一幅画上题了“心情不错”四个字。那天他没带图章，便在每幅画上摁下手印。如今，这些画成了永恒的纪念。
回想起来，跃起是一个多么富有活力与魅力，多么激情四射，又是多么干练利落的人啊！这样一个人，怎么还不到60岁就突然去世了呢？而此刻，正是学者与艺术家的黄金年代啊！难道真的是天妒其才吗？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好到网上买了一本他编著的书，默默地放到书柜里，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
原文链接：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m.cn/jwb/html/2025-10/11/content_87656_2701956.htm
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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