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鑫
冯文潜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哲学教育大家。作为学者，他被认为是“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学识获同行赞赏和倚重。作为教师，他深得学生爱戴，在西南联大被誉为“对学生最为关心”的老师。作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规划布局、招揽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南开人文学科建设播下火种。可是他一生“甘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则述而不作，作风又极为低调，在他去世60多年后的今天，其贡献已很少有人能说清。重新梳理他的事迹，对理解老一辈学人的治学与为人，对思考今天的学术工作，都很有意义。
冯文潜自幼勤学，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被同学称为“以脱博士”。“以脱”今天通译为“以太”，最早由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20世纪初又成为时髦的科学名词；“博士”则与“学霸”同义。南开学生间喜欢互起外号，贴切、诙谐，表达的是亲昵之情。没想到的是，多年后的1946年1月，冯文潜在重庆沙坪坝机场送人时，突然身后有人拍他肩膀，呼唤“以脱博士”。回头看去，竟是当年低两届的校友周恩来！两人已近30年没见面，然而周恩来仍准确叫出这个外号，可见印象之深。或许是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冯文潜中学毕业后真的走上了哲学之路，留洋苦读，学成归国，1930年在张伯苓校长召唤下回到南开，终生服务教育事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南开与北大、清华被迫迁至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冯文潜与北大的汤用彤、清华的冯友兰共同主持哲学系。有学生回忆：“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联大，冯文潜讲授的课有“西方哲学史”“柏拉图哲学”“美学”“艺术论”等，每次课后他都把自我评价写到日记中，常见的如“勉强”“尚可”“不大满意”“顶糟了”。在战火纷飞中，还这样要求自己，不可不谓之严苛。可反过来，我们在很多学子回忆冯先生的文字中，读到的却是由衷感激。后来成为希腊哲学史专家的汪子嵩记述：“冯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由于课程受欢迎，常有外系学生来选修甚至旁听。冯文潜日记中有“见有三四旁听者”“窗内外听者十余人”等记录。中文系汪曾祺、物理系王景鹤、历史系何兆武等都曾听过他的课。何兆武回忆：“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对于有志从事研究的学生，冯文潜“手把手”指点。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的张世英曾说，冯文潜非常具体地教了他一套读经典的办法，“他要我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旁”。后来张世英越来越觉得“从他那里学得的知识最准确，最熟透”。冯文潜还指导青年学人樊南星翻译名著《近代哲学的精神》。对于译稿，冯文潜并不动手修改，而是指出错误不当的地方，让译者自行改正，改得不合适，再改，直到满意为止。尽管花费了很多时间，还发生过争执，但樊南星最终体会到冯文潜的深意。在译书的序中，他写道：“从冯先生那里我开始知道学术训练之严格，而他循循善诱的气度，居然使一个不大耐烦的人，低首下心地自责自悔。”
在学业上，冯文潜对学生严格要求，“报告是催得最紧的”。在生活中，他又是最爱护学生的，往往能站在青年的角度，去考虑他们的前途，也理解他们的爱国之情。学生们常到冯文潜家中谈心事和困难。当时学生们编写的《联大八年》一书，称冯文潜“待同学和蔼而庄严，使你有爱慕景仰之感”。直到毕业40多年后，学生顾寿观、汪子嵩说起“联大老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为关心”，他们仍然共同认为是“冯柳猗（文潜）先生”。我们今天还能在冯文潜后人家中，看到一幅学生熊秉明临毕业时专门给老师画的速写。熊秉明后来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这幅速写正是师生情的见证。
自1941年起，冯文潜开始主持南开大学文学院工作。对南开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冯文潜深感重任在肩。原来，南开建校之初就设有文史哲等专业，任教者不乏学术大师、青年才俊，但当时的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在国家内忧外患不断的乱世中，办学资源紧张，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科不得不采取“集中精力政策”，收缩科系，主要聚焦到与国计民生关系更直接的经济学、政治学。然而南开人始终没有忘记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要性。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南开着手为胜利后复校做准备，开始规划新的学科布局。冯文潜作为文学院院长，迅速进入角色，与同仁反复商讨，制订计划，他将此称作“为南大文学院作的小梦”。此后，他陆续招揽一批人才，如历史的杨志玖，哲学的王维诚、王逊，外文的卞之琳等。他还办起了此前南开一直没能建成的中文系，邀请彭仲铎、张清常、李广田等先生前来任教。
抗战期间，南开文学院最大的亮点是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当时北大、清华都有自己的文科研究所；而南开三院中，商学有经济研究所，理学有应用化学研究所，都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机构。对比下，冯文潜决心要办南开文科研究所。正好此时有一个契机，云南省决定修筑“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提供经费，委托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民俗、语言文化等。冯文潜与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抓住机会，发扬南开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创建边疆人文研究室，邀请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担任主任，主持学术工作。后来陶云逵不幸病逝，冯文潜就亲自主持，从日常事务到后勤保障，甚至编印刊物所用的纸张、油墨，他都亲自备办。对研究室的青年学者邢庆兰（即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黎宗献、赖才澄等，冯文潜更是关心呵护备至。在那样“虎狼当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研究室推出《边疆人文》专刊3集、综合期刊16期，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成为联大学术亮点。
冯文潜担任南开文学院院长逾十年，艰苦创业，含辛茹苦，终于让师生感到文学院“颇有后来居上之意”。解放战争期间，冯文潜与同仁一道积极护校，保证了南开完整地留在天津，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都取消了二级学院，冯文潜由文学院院长转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冯文潜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但他一生精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服务教育事业，现在要了解他的学术底蕴，只能参看为数不多的演讲记录和课程讲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与此同时，又不由得让人佩服冯文潜无私奉献的学人本色。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用彤对学者使用的意见，特别提到“现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一个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年研究美学的专家”“应对这些老学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了解，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一些任务”。面对仗义执言，冯文潜却深为遗憾，感到老友不理解自己。他表示，到图书馆工作是自己毛遂自荐的选择，图书馆是全校师生的知识宝库，教学、科研都需要从中汲取财富和营养。由于他懂得多国语言，又熟悉中国古籍和学术前沿，主持图书馆工作不久即得到馆内外的赞誉。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专门来到老同学主持的图书馆参观，并邀请冯文潜夫妇等故友小聚，对他追求进步予以高度肯定。
在阅读有关史料时，让人始终难以释怀的是冯文潜人生的最后一幕。1963年4月29日，已经病重的他坚持到图书馆办完自己所借图书的还书手续，到各办公室与同事们一一握手道别。而后他体力不支，被搀扶回家，转日即不幸辞世。直至去世，他仍然坚守着学人的光辉品格。我想，冯文潜的一生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以之为镜，涤荡自己内心的浮躁，思考学术的真谛，探索怎样才是真正合格的学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
原文链接：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5-10/10/content_143100_26985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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