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这本《孙犁年表》部头虽然不大，但说来话长。
早在幼年时期，我就听说过孙犁的名字。那是因为我们家珍藏着一部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简称《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这是父亲在抗战时期得到的一件宝物。父亲告诉我，这部书的作者孙犁是安平人，和我们老家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相隔不远。虽然看不懂书中的内容，但我由此记住了“孙犁”这个名字。
真正系统阅读孙犁的著作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那时，我工作单位附近有一个书摊，以出售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图书为主，在这个书摊上，我买到了《晚华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孙犁的这些小开本散文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关冀中抗战的故事、“乡里旧闻”等，读来更是倍感亲切，仿佛在听一位老人讲述往事，也仿佛从中看到了故乡的父老。我从此迷上了孙犁，又相继买到了《老荒集》《陋巷集》《如云集》《曲终集》《耕堂读书记》等。那时候没有网络，买书只能靠运气，记得为了寻找《秀露集》，我跑了好多家书店都无功而返，不得已用一部《读杜心解》和一位同事交换来一本。此后，凡是孙犁的书，我都毫不犹豫地买下；凡是有关孙犁的书，我也下力气收集。久而久之，竟占满了一整个书柜。
大概是20多年前，我在烟台道古籍书店门前的旧书摊上，买到了30多册《新文学史料》，在1984年的第3期、第4期上，刊有傅瑛和黄景煜编写的《孙犁年表》。这份年表对于孙犁研究具有开创之功。遗憾的是，这份年表只写到1981年8月6日，之后也没有续写下去。
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孙犁这样一位文学大师，是应该有一部内容完整的年表或年谱的，我何不顺着傅、黄所编《孙犁年表》的脉络，继续编写下去呢？但由于工作繁忙，难以集中精力，于是就请两位年轻人一起完成这件工作。
刘苗苗很喜欢孙犁的作品，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从生态美的视角研究孙犁的小说创作。她自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到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任教。工作之余，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她在傅、黄《孙犁年表》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完成了一个约七万字的初稿。
刘璁自幼耳濡目染，对孙犁的生平和著作也很着迷，他在南开大学哲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后，便在刘苗苗初稿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这部年表增加到了近20万字。
在他们两位工作的基础上，我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统一修改和加工。
2022年5月，经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孙玉蓉研究员的推荐，《孙犁年表》获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立项。于是，我们把书稿交给了孙犁著作出版的重镇——百花文艺出版社。这部年表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辗转出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孙犁文集（补订版）》《书衣文录全编》《孙犁书札：致姜德明》《孙犁书札：致韩映山》《百年孙犁》等，都是编写本书时的重要参考。
在《孙犁年表》进行增补、修订之时，段华先生历经数十年之功完成的《孙犁年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内容丰富、详尽，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本书在对其进行适当借鉴的同时，也纠正了其中的一些差错。
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与孙犁有过密切交往的谢大光先生，得知我们编写《孙犁年表》的消息，极为赞同，特意将其撰写的《耕堂聊天记往》《耕堂聊天续记》提供给我们参考。
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散文》执行主编张森先生精心编校，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激不尽。在此，谨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支持及帮助的各位专家、前辈和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编写这部《孙犁年表》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尽管本书部头不大，却涉及方方面面，且是一件没有止境的工作——有关孙犁的资料不时会有新的发现，这部年表也就因此而无法画上句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同时也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补充与修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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