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整体萎靡和滞胀，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欧债危机、疫情反弹、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世界经济局势动荡。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引发社会热议。当前，社会高度关注我国如何在全球经济颓势之下保持增长？下半年“三驾马车”如何发力？如何防止因疫情导致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等诸多问题。
为此，今日财富杂志特别专访了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陈宗胜教授。
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
上半年经济比预期乐观，货币政策不会继续宽松
《今日财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上半年的国民经济数据，上半年GDP增长率在2.5%，二季度在0.4%，您如何看待我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现？
陈宗胜：上半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已经公布。增长速度看起来并不高。二季度只有0.4%。因为一季度高些，所以上半年总体在2.5%。但是考虑到，国际贸易仍然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关税打压，国内疫情时有反弹的情况，取得这样的速度的确不易。国际贸易受抑制已经是几年来的常态，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应对之策；近些年加入RCEP，向亚太地区的扩展也有进步。所以，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的速度低落更主要是疫情影响加重和应对措施需要调整所致。
与前年武汉封城的影响不同，这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上海长三角地区，而长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和发展中的地位，从而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不同的。很多人在上海疫情应对期间曾预测上半年的速度可能为负数，但实际看起来比预期还要乐观很多。这与二季度中央政府紧急加强应对，以发展为主导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和刺激经济的措施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今年开年，我国上下对今年形势的严峻性就有认识，提出要高度关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即对今年形势的预测就不是很乐观，所以今年特别重视“稳预期”、稳经济、稳大盘，提信心。在年初一开始就采取各种稳定措施。只是没有料到上海疫情的影响有如此之大，所以二季度不得不再度加强紧急的应对措施。所以今年上半年实现的似乎并不高的速度，是持续努力加上紧急应对的综合结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的，实属不易，应当肯定。
《今日财富》：我们注意到，其中CPI同比增长1.7%，央行如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你觉得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影响？
陈宗胜：在全球各发达国家普遍物价上涨，甚至接近10%的程度相比，我国今年上半年CPI只同比增长不到2%（这其中可能有统计误差，感觉应当更高些，比如4%），应是很好的表现，即使再高一两个点，考虑现在的国际形势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为我们?得了辗转腾挪、调节经济的较大空间。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CPI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大容易保持宽松。在我国物价水平较低的前提下，那么如果碰到上半年三四月份增长过低需要刺激的时候，则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进行刺激，同时又不需要担心产生高的通货膨胀。我国上半年货币政策也的确比较宽松，M2增速大概在10%以上，远高于GDP增速，应当说是为促进增长速度在三四月份由负转正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目前就物价水平看来，这样的货币增速仍可以保持。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有利的选项。
当然现在与财政政策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宽松可能更有利于刺激投资而不是消费。毫无疑问，在宽松货币条件下，利率下降也有利于刺激人们借贷消费，比如购买汽车、生活大件等。但是在整个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消费的扩大主要受制于收入下降的影响，这是硬性的。所以往往通过财政补贴措施比如给人们发现金红包、补贴等，比货币宽松更能够直接刺激消费。上半年有不少省市，例如北京实际上都实行了这样措施，极有利于刺激消费，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应当推行。有青年经济学家沈扬扬做过调查，当询问由财政发放一笔2000多元的补贴性收入他们是否愿意领取时，大多数人都希望得到，而不是只让低收入者参与。而同样的问题在瑞士调查时，多数人不愿意发放而担心会由此养懒人。中瑞这样的差异是发展水平的限制。瑞士人均8万美元GDP与我国平均一万的水平不在一个层面。更不要说我国人均消费收入要更低，尤其在经济紧缩时期。就是说，至少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如果目的是拉动消费促进增长，则财政措施是更有效的。
欧美经济开始滞胀，我国下半年靠投资和消费
《今日财富》：从“投资、消费、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您认为下半年哪驾马车更能拉动经济？
陈宗胜：从上半年的情况看来，对保持经济由负转正，三个方面都有贡献。进出口总额20万亿，增长9%多，可能是RCEP生效的贡献，抵消了美欧的关税制约有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负转正，增长近1%。青年经济学家温彬赞叹此次社零转正更快，用时不到三个月，而以往要6个月。这可能主要是中央紧急调整了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及是取消不适当的过度封堵措施，把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的结果。而投资总体上增长6%多，而且这是抵消房地产投资下降很大的前提下完成的。投资一直保持正增长，没有出现负数。所以我认为在2.5%的增速中，外贸、消费、投资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比较而言投资的贡献可能还是基础性的，始终是压仓石的力量。
从紧缩时期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看，消费者、投资者都会较通常更加谨慎，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说，依靠市场经济自身力量推动经济的复苏要缓慢的多，往往是在出现危机导致了负增长以后，在缓慢的复苏阶段才能逐步恢复信心。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经济有基础的，因此国家可以及时再发动公有经济的力量，通常可以更多依靠国家财政政策的力量。在我国制度优势是国有经济的中坚力量。在独立的个人或私营企业仍在观望、犹豫、退缩的时候，在以往占投资40%多的房地产行业处于大调整时期，国家可以做到从大局出发，从保持经济稳定的前景出发，从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出发，在基础设施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尽快出手进行投资，打下基础，同时拉动当年需求及经济增长。这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关键之处。是我国制度下能够熨平波动，防止危机的关键制度性基础措施。
今年以来，大家可能早已注意到，国家的政府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关于投资政策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鼓励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这一提法及其及时的实施，正好是体现了国家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可能带来的经济波动的认识，并采取的提前操作。请大家看看上半年各地出台的并且还仍在运作中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在三个方面都发挥了正能量的前提下，投资这驾马车还是在保持正增长中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今日财富》：那么，您认为下半年“三驾马车”的作用如何？
陈宗胜：从国际形势看来进出口贸易能够保住原来的速度就不错了。我国可能可以加大利用RECP带来的机遇，但是整个国际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美欧因应俄乌冲突而采取大量“自杀式”的所谓惩罚措施，我们有理由对国际形势持比较悲观态度。我以为很可能今年下半年的后期即将开始，美国等西方经济就会开始其滞胀的危险旅程。这应当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为了消除前几年美国实行的天量货币宽松的消极影响，美国欧洲已经开始了缩表、升息的不得不实施的过程，这主要是退出货币宽松，消除通货膨胀，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减缓增长速度。如果没有俄乌冲突的影响，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是有可能实现目的。但俄乌冲突引起的美国欧洲实施的多轮制裁，就使通货膨胀加入了新的内容，即因制裁所导致的能源危机推动西方通货膨胀更高。而这看来不是暂时现象，也与货币发放量无关。结果很可能是美欧各国他们加息缩表抑制了增长，而能源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却仍在发酵甚至更高。所以滞胀的出现应当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西方多数国家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中，唯有等候美国政府换届及欧洲各国换思路，才可以改变世界大趋势的方向。然而，欧洲主要国家近几年刚刚先后换届，所以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做到的，可能要多年甚至上十年。当然，这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投资也会有大的影响，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我们必须充分利用RECP可能带来的机会，要保住上半年的势头并争取更好些。
另外，居民消费下半年的贡献一定可以继续增加，只要疫情防控的措施不层层加码，措施不过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完全可能更快些；其中，要真正重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鼓励。这些中小企业往往都是投资在服务领域，他们既是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也是服务业相关原材料的需求者，要真正让市场繁荣兴旺，就必须对中小企业支持到位，即真正扶持这些市场主体从破产边缘回归到正常营业状态，维持就业，带动增长。
另外，国家在投资领域会继续发力，国家推出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持续加码推进，如果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能够得到制止，投资增速全年有可能达到10%以上。所以，我以为下半年的增长主要应当依靠消费与投资拉动。这两驾马车已经进入上升的快车道。即今年全年的5%以上增速还是有可能完成的。当然，这其中取决于对房地产业的正确处理并保持健康运行。
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四个对策
《今日财富》：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疫情防控与房地产市场，现在市场上出现一些“断贷”或“停贷”的事件，房地产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我们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将会有哪些变化？
陈宗胜：的确，上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疫情防控的层层加码与防控过度等，现在这些已经得到纠正或正在得到纠正。下半年估计会更好些。但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确出现问题了。金融机构对其停贷、断贷就立即把问题暴露出来了，整个房地产业进入了整顿期。近些年来房地产一直是我国支柱产业，有学者估计房地产业占GDP比重大约接近10%，包括间接拉动可能超过20%；直接就业1500万，加上间接拉动相关行业就业可能约3000万；占银行贷款余额约30%；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0%；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50%。所以，如此关键的产业是不允许出现大的波动的。如果房地产业真出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地方财政危机，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不灵，经济衰退是必然的。近期的确已经出现一些问题，有不少企业因银行信贷停止而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几个方面的综合反映，既过去几年银行垒大户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也有房企违规乱用资金等导致的烂尾现象。这种情况一旦遇到经济大势不景气，很快就可能暴露出来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中央政府已经早关注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怎么办？一是坚决制止某些银行不负责任的随意停贷，改进贷款条件确定与企业共渡难关的理念，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有关贷款变通政策措施，在确保房住不炒前提下调整限购、限贷、限价政策，保证大部分房企资金流水正常，持续到经济周期进入复苏阶段；二是开展对大型的、涉及居民广泛的、有条件的企业的并购，鼓励国企及有条件的大型民企开展并购，或者组团进行并购，以继续完成物业为前提而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行回购。这也是美国等有关国家在处理危机时常用的办法，即危机时国家有关部门有条件的收购濒临破产企业或公司，未来有条件时国有部门择机退出。三是坚决清理个别小的不合格的房企出市场，对那些主要依靠违规使用资金而侥幸活着的不合格的房地产企业，有人估计可能占到10%，则交给市场“劣汰”出局。四是真正借鉴香港等地售楼花的经验，开展对房产业资金监管制度的纠正和加强，保持此行业的持续正规发展。如此多管齐下，下半年应当由恶化转而平稳和好转，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整顿，则完全可能保持整个房产业整体上健康发展，使其重新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防止中产下降和农民工失业返贫
《今日财富》：您之前提出的社会结构分配将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但是当前经济形势对中产阶级影响最大，如何破解这个困局？
陈宗胜：是的。国家已经多次在讲述共同富裕的文件中，说明我国未来分配理想状况是实现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即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至少要占到60%以上，这样大多数人处于中等阶层，即实现共同富裕了。这种格局从需求和供给各个方面看都是稳定的，标志着我们国家民族进入现代化的发达经济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距离此格局较远。我们目前大概是“葫芦形”的。即中等阶层有增加，但又不足够大。有多少呢？30-40%多些，多数是在城镇居民。底层收入低的阶层仍是主体，40-50%多，主要是农村居民；高收入者较少，10%多。这样的格局就是一个葫芦形的。既不是大多数居民是贫困阶层的金字塔形，也不是大多数居民位于中间阶层的橄榄形，而是中等收入者还较少（葫芦的细腰部），不足够大也就不足够稳定的状态。
在经济的紧缩的环境中，中间阶层就容易发生变动。我们曾经以收入流动性的指标，专门对中间阶层的流动做过研究，其中有28%的居民在过去10多年中保持中间收入地位不变，有35%的幸运地上升到高收入阶层，而余下约占37%则有下降到低收入阶层的可能。这就是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那么在经济紧缩的环境下，则下降的人口可能更多，并且下降的更快。这就是当前经济紧缩形势对中产阶层的影响。对能够保持中层地位甚至上升者不会有问题，但对可能下降者，其心态就可能表现为焦虑和焦躁、不安的。因此社会动荡、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就增加。
从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上看来，我们近期的收入差别扩大趋势已经有所缓和。全社会的总差别停止扩大转而下降，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都至少是停止扩大了。城乡差别甚至也有所下降。但疫情可能改变这个趋势。至少从城镇里面返回农村的大量农民工，他们的收入是下降的。这种流动机制的好处虽然是可能防止了城镇贫民窟的蔓延。但返乡居民收入下降的趋势是肯定的。这里面，回乡农民中不排除有部分不得不从疫情前的中等收入者中下降的。另外城镇中也原高阶层收入者因疫情而下降为城镇中低收入者。这两部分人都会有焦虑感，因其社会地位下降了。那当然，疫情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可能更大 ，但他们本来就是低阶层，反而下降的程度可能小些，从而焦虑程度小些。
所以，总的来说，对高收入者可以不必过多关注，即使其也许从高收入者下降为中等者，在社会中也仍是收入较高的。而主要还是要关注返回农村中的中低收入者，对最低收入者要防止返贫，而对其他居民则是支持其尽快就业，使其找回疫情之前的感觉，保持就业，稳就业即是稳收入。如果能使其保持收入减少程度小一些就是很好了。所以，重点还是在农村，因为低收入者大多数还是在农村。当然，大的思路就是落实振兴农村计划，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气路网等，以及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养老等。而对城镇中低收入者也要关注，但主要就是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所以，从总体上看来，一是防止农村中原来脱贫居民再返贫，这是基本的；二是防止疫情期间返乡农民工返乡即失业，尽快恢复其当地就业，使收入少受损失；三是提高城镇低收入保障水平，确保其不下降为城镇贫困居民。如果能够在城乡做到这三点，则防止收入差别在疫情期间扩大，保持葫芦形格局而不滑回金字塔形，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全国要加倍努力才能争取到更好的结果。在下半年经济形势可能好转的形势下，完成上述目标也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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