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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之前这段时期的文学，称为“十七年文学”。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坛经过短暂调整，就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文艺创作的产量更是节节上升。按照一般当代文学史上的说法，成绩显著的首先是小说，而小说中产量高、质量好的主要是两类：一是农村题材的作品，二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农村题材小说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写土改，写农业合作化，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革命历史小说像《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动不动就发行上百万册，让现在的作家们望洋兴叹。
相比之下，这些作品确实写得不错，丰收是实实在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或者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红一创”，再加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艳阳天》，大致可以代表那个年代的小说创作水平。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抒情诗和现代戏。政治抒情诗以郭小川和贺敬之为代表，而现代戏的代表是后来成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大致也可以代表当时的戏剧创作水平。
这些作品代表了那个年代文艺创作的水平，而且的确有特色。不过，我们只要后退半步，稍微冷静地做些考察，就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在文艺创作大丰收的景象背后，是结构性的缺失。一些板块生长极其茂盛，一些板块却迅速枯萎，有的甚至绝产了。文学的健全状态应该是时代生活和精神的完整表现——有达官贵人，也应该有底层普罗大众，有工农兵的生活，也应该有知识分子和商人的生活，有火热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应该有温馨的家庭和缠绵的爱情；有慷慨激昂的战斗呼号，也应该有花前月下的低吟浅唱……但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文坛不再是这种多姿多彩、丰富繁杂的自然形态。
这不奇怪，因为进入50年代之后，大一统的文艺格局开始形成——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应该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这一切都已经摆在作家面前。文学表现的重点是工农兵，文学题材也有了新的划分方式：工业、农业、军队……别的都要往后排。在这种情况下，“五四”之后出现的“乡土小说”“都市小说”“知识分子生活小说”等不可能继续发展，商人、小业主、资本家，都不可能继续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土改、合作化、革命战争历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重大题材，受到重视和鼓励；家务事、儿女情、人生、爱情、婚姻等个人生活类主题，日益减少，最后终于不见了。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是如此：在大众化的要求之下，赵树理式的传统叙事方式成为方向，通俗易懂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上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派小说、新感觉派、意识流之类，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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