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拉着横幅、喊着口号的学生盛怒之下，放火烧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并将在此躲避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打成重伤。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

　　消息传到天津后，舆论哗然。有反对学生运动的，认为火烧民宅触犯法律，也有支持的，认为爱国义举大快人心。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坚定地站在了学生这一边。这一年张伯苓已经四十有三。5月间，他酝酿已久的南开大学还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各项筹备工作。

　　5月6日，天津学界的情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直隶教育厅召集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校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谨防各学生有爱国之举动”。7日，南开中学召开国耻纪念会，张伯苓作了主题演讲，之后就带领全体教工、学生联名致电当局：“北京徐大总统钧鉴：京师学生因爱国热诚，致有被逮之事，情有可原。吁请即为释放，以顺舆情。曷胜翘盼待命之至。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暨全体职教员学生同叩。”总而言之，头一年才刚从美国学习考察归来的张伯苓，秉持这样一个观点——学生的行动虽然“法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

　　徐世昌与张伯苓是故交，也是合作伙伴。1907年私立南开中学堂新校舍在天津南开洼新址落成，修建费用为26000两白银，共五位捐资人，其中就包括时任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的徐世昌。1919年，在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四处募集经费的关键时刻，得知消息的徐世昌主动捐款。徐世昌是南开校董，张伯苓在写信给徐世昌的时候，应该是带着一种亲近之情的。

　　徐世昌曾号称“北洋军师”，又被称为“文治总统”。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的反应有些前后矛盾。据曾任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谢宗陶回忆，当教育总长傅增湘向徐世昌报告事件经过后，徐只是说：“学生伤人纵火，大干例禁，然青年血气方刚，误入歧途，察原其情，宜哀矜而毋惩，论之使知非可矣！”可见，此时的徐氏，还保持着比较理智且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与张伯苓“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的观点近似。所以同年8月29日，张伯苓携手天津绅商再次致电徐世昌，就解除山东戒严、惩办镇守使马良一事再次呈文请愿。

　　然而，作为一名政客，徐世昌毕竟有城府。他的宽容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且难以持久。据谢宗陶说，当傅增湘对北洋政府国务院开会提出关闭北京大学、罢免蔡元培、严惩学生的提议坚决抵制时，徐世昌的评价是：“沅叔（傅增湘号沅叔）毕竟是一读书人！”1920年2月，畏于来自段祺瑞的压力，徐世昌颁发了严厉取缔学潮及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并公布执行治安警察法，采取了对学生运动的高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