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大宿舍对话

　　长沙方面，教育部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教育部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随后任驻美国大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教育部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委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等事项。

　　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南岳有三四里。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虽加修缮，底层仍比较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住宿的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当他们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其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天津南开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就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他希望青年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悲痛欲绝。他痛感我中华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力推进中国与东亚及世界体育交流。

　　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为副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和训练，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临大文学院男生宿舍成为“四十九标营房”。

　　1937年12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学生们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提供实际帮助。张伯苓向学生们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根据教务处登记簿的记录，在长沙临时大学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近三百个同学。张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经常通过周恩来把优秀的师生和南开校友推荐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