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培林
黄炎培字任之，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于1922年、1926年、1927年、1932年、1933年多次来津，每次来津必会晤严范孙、张伯苓，畅谈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先后下榻青年会、南开八里台新校舍、息游别墅等。
1931年12月23日，张伯苓致函黄炎培：
任之先生大鉴：
接奉来函，并快邮代电、简章等，均敬领悉。诸公发起苏省国难救济会，具见爱国心切，异常钦佩！前江问渔先生过津时，曾亦与苓谈过。
敝大学对于东北事，早已注意及之，故于前数年曾有东北研究会及社会经济研究会附设之东北殖民调查部之组织。其目的专门研究东北各问题，现仍在继续研究中。兹奉上《殖民问题》一书及《东北地理》二本，请检收教正是幸。此次津变，敝校适在惊涛骇浪中，颇觉费维持。及复课后，因制止不合法之学生事，致起小小风潮。好在各生日来渐有觉悟，不久当可平息。知关爱注，特以附闻，诸希查照为荷。祗颂
公绥！
附件另寄。
张伯苓拜启
二十年十二月廿三日
笔者查阅1931年12月的《黄炎培日记》，没有记录他给张伯苓的快邮代电，但得知1931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成立。由此推断，黄炎培给张伯苓的快邮代电，当在18日之后。由这封信可知，张伯苓回复黄炎培很及时，并非常赞同成立国难救济会。同时介绍了南开大学对东北的事情极为关注，并成立东北研究会，专门调查研究东北各种问题。而张伯苓所言“此次津变”，当指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纠集一伙乌合之众，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对天津发动全面进攻，南开大学被炸毁。7月31日，黄炎培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控诉了日军罪恶行径，并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激进他们的抗敌救国情绪。”
他呼吁教育当局采取有效的办法，将在日寇铁蹄下的“各学校教师和学生，从危险地带里救护出来。战事发生，妇女和儿童应尽先救护，为是民族种子关系的缘故。教师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不是国家的文化种子吗？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们，对国家所负使命特别重大。今后惨酷的局势将一步步开展，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是预备牺牲的，但是要有意义，有计划，才有价值”。
黄炎培还特别指出：“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我全国爱护南开大学的民众，惟有跃起来合力重创，使南开大学不惟精神不死，并躯壳亦不灭，我中国有一寸土存在，我南开大学存在。”可见，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63年10月17日至20日，已是86岁高龄的黄炎培再次来津，不顾年迈体弱，视察水灾情况，还“游了水上公园的东湖，又乘车过访南开大学”，认为南开“大发展了”。而此时“严氏父子、张伯苓诸老友都归地下”，黄炎培“心致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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