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华
短跑、溜冰、游泳、篮球、网球、排球……20世纪初年，在近代体育传入和女性意识崛起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对西方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羡慕和中国女性身体解放成为现实，近代体育项目成为天津女性逐渐涉足的一个新领域，呼吁女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名流、优秀女运动员也在这座开放的城市大量涌现。 放足是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前提
清末，女子活跃在津沽大地的体育项目中，最初只在租界的外国妇人中可见。对于中国女性而言，足的解放是妇女广泛参与体育运动绕不开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说，陶仲明、严范孙首先在学堂女性中呼吁放足，为天津女性的近代体育之旅，开启了智慧之门。
缠足这项传统陋习，曾将广大中国女性隔绝于各项体育运动大门之外。对于传统小脚妇女行动的不便，文学家林纾曾作《小脚妇诗》云：“西家盈盈人似玉，脚小难行抱头哭，哭声未歇贼已临，百般奇辱堪寒心。不辱死，辱也死，寸步难行始至此，牵连反累丈夫子。眼前事，实堪嗟，偏言步步生莲花。鸳鸯履，芙蓉绦，仙样亭亭受一刀。些些道理说不晓，争爱女儿缠足小，待得贼来百事了。”生动述说了妇女裹脚的危害。
1897年，以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以“缠足”为斗争目标，掀起一场移风易俗运动。这场运动在北方的天津得到了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以陶仲明和严范孙为代表。
陶仲明名喆甡，是社会学家陶孟和的父亲。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自幼得到名师指导，研习经世之学。到19世纪80年代，陶仲明已成为天津城内小有名气的学者。出生于1860年的严范孙，是中国近代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他早年入翰林，先后出任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1890年，严范孙聘请陶仲明为塾师，在家中教导诸子。陶严二人都是饱学之士，在长期的交往中成为切磋学问、彻夜畅谈的挚友。
陶仲明积极投身维新活动，在天津创办不缠足会，倡导放足，提倡新风尚。与维新派联系密切的严范孙力挺好友反对妇女缠足的主张。两位深具民主眼光和开放视角的天津教育名流合作编了一首《放足歌》，教给学生传唱。歌词为：“五龄女子吞声哭，哭向床前问慈母。母亲爱儿自孩提，如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邻家有女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先生昨日向儿道，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字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母亲爱几自孩提，莫给儿娶缠足妻。”
虽然放足这一满含善意兼用心良苦的主张，在那个封建思想横行的年代饱受乡人毁谤，但是陶严二人在天津所吹响的不缠足号角是妇女身体解放的前奏。既为近代体育运动在新一代天津女性中普及提供了可能，又让南开学校的女生成为投身本地近代体育运动最早、最活跃的参与者。
早期赛场上的女运动员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天津各校女学生为代表的青少年女性参与体育活动逐渐踊跃起来。不仅体育运动成为各校女生游艺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国内国际赛场上，也出现了天津女运动员的身影。
1923年5月21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首次出现了天津女运动员的身影。在这场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参赛的区域性国际体育赛事中，第一次增设了女子表演的项目，中国女运动员参加了排球和网球项目的表演。
本次比赛，中国派出由103人组成的代表团。由于基督教青年会掌握着大会的实际操控权，运动员多出自基督教青年会势力较发达的京津沪地区。这场国际体育赛事举办之前，天津体育界人士给予高度重视。4月28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主持下，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北京和天津地区女运动员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举办了一场“队球决赛会”，名为“决赛”，实为赴国际比赛前的一场热身赛。观众购票入席，“票资大洋两角”，观摩者踊跃。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女子体育潮中，天津观众首先目睹了女性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风采。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以中国队的败北而告终，女运动员们的球类表演也在整体失利的阴霾中未能达到理想效果。5月底，天津媒体报道了27日“女运动员乘日光丸”回国的消息，《益世报》更是以“经过此次打击，决志更加努力，以博下次之胜利”的乐观话语，为归来的体育健儿加油打气。
1924年初，天津学校体育联合会召开会议，决议各女校派运动员参加本年5月初在汇文中学操场举办的第二十次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因为特殊原因，女生参加这次全市性运动会的动议最终落空。但是，这却激起了天津学校女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4月19日下午2点，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以建校18周年为契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女生运动大会。会场上，抢位子、国旗舞、采集豆荚舞、表情歌、表情操、蝴蝶舞、爱罗格非多舞、燕子舞、爱尔兰舞、手巾舞等表演及娱乐性项目和手操、哑铃、篮球、徒手操、司令球、躲避球等竞技类项目交叉进行，精彩异常。女师、女师附小、蒙养院的女生共约一百余人，参加了这场充满体育精神的运动大会。参观的学生家长达数百人。
1928年10月，天津特别市举办天津体育协进会第一次女子运动会，这场体育赛事是天津的第一场区域性女子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来自南开女中、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女师附小、培德、尚德、新民、仰山、培英等学校的300多名女运动员。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在南开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和陪同下莅临观摩，并向大会赠送纪念银盾一座。本次比赛竞赛项目以田径为主，还有徒手操、小舞蹈。在军乐队悠扬的伴奏声中，全体运动员首先隆重入场。仪式结束后，跳远、短跑等19世纪末传入天津的田径运动被青春洋溢的女生精彩演绎。体育强校南开女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激烈的排球比赛成为赛场上最大的看点。
张伯苓对女子体育运动的倡导
不论对于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还是天津地域体育运动史而言，张伯苓都是绕不开的人物。上世纪初年，张伯苓积极倡导中国女子体育，并在其主持的南开女中开展实践。
张伯苓是和严范孙一起创办天津南开学校的近代教育家。他1876年4月出生，早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身材魁梧、体格健硕，是一位资深的体育爱好者。清朝末年，有感于外国士兵和中国士兵在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上的差异，他萌生了从体育教育入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感。1897年开始，张伯苓受严范孙之聘担任家庭塾师，并于1898年协助严范孙创办了初具学堂性质的严氏家馆。1902年，帮助严范孙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开办了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的严氏女塾。严氏女塾的入学女生都放足，受严范孙开明思想启发，张伯苓寓教于乐，鼓励这些女娃娃们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体育锻炼。
1923年，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创建了南开女中。此时的张伯苓已跻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领导层，又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核心成员，有充分的能量为女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提供支持。张伯苓认为不重视体育是国民体质虚弱的根本原因，在他提出的南开学校五项训练方针中，体育位居第一。他沿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惯例，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女中学校课程，将体技与体德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在女学生中普及近代体育项目。
据1924年考入南开女中的胡经文回忆，女中课程中不仅开设有体育课，还有专门的老师执教。在胡经文的印象中，南开女中建有一座球场，球场面积不大，只够学生们打篮球、排球，做徒手操使用，有沙坑跳远，没有跑道，也没有踢足球和撑竿跳高的场地。在这个面积和用途都很有限的操场上，学校培育出了一批早期的女性运动时尚追随者和体育健将。有一份1928年的南开女中体育程序单为证，在这份程序单中，除了有“插班新生检验身体并施种牛痘”“旧生种牛痘并检测体重”“运动技术标准测验”“学期体育测试”外，还有“各年级司令球比赛”“春假踏青会”“本校春季运动会”“各年级垒球比赛”和“天津联合队球比赛”等安排。这从侧面证明了，在创办仅四年的时间里，南开女中的女学生们不仅受到体育课程的熏陶，还有校方对身体健康的关爱，以及大量参加体育赛事的机会。
为提升南开女中体育运动水平，张伯苓延聘了一批富有经验的体坛老将到南开女中任教。其中，有体育教育家章辑五，章在1927年曾被推选为天津体育协进会会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担任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四部体育主任；有著名足球教练侯洛荀，侯在1924年接受张伯苓聘请到南开学校任体育教员，是当时外国人组建的“万国足球会”中唯一一名中国人。有了名家的指点，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女中成为天津近代女子运动兴盛地。
田径女将吴梅仙转学南开风波
1930年，中国体坛发生了震惊业界的吴梅仙转学一事。表面是转学，实质上是一起两地抢夺运动人才的大战。
吴梅仙是黑龙江人，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哈尔滨女中读初中。上学期间，过人的体育天赋和运动能力被发掘，作为东三省女子体育的种子选手，加以重点训练和培养。1930年4月，早期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吴梅仙代表时为“东特队”的哈尔滨队，以4米的好成绩夺得跳远第一名，并与队友孙桂云、王渊、刘静贞合作，以29秒6的成绩首创女子4×50米接力全国纪录，冉冉升起为中国体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之后，吴梅仙入选中华女子田径队，当时，中华女子田径队就是“国家女队”的代称。
同年5月24日至31日，吴梅仙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赴赛之前专门举行的中美运动会热身赛上，吴梅仙超水平发挥，在50米短跑中，战胜了以“短跑飞将军”著称的全运会冠军孙桂云。时任《生活周刊》主编的著名报人邹韬奋专门撰文一篇，表达了对吴梅仙无所畏惧运动精神的赞美。
1930年，毕业在即的吴梅仙因专业选择问题，提出转学天津南开读高中的申请。转学一事并不顺畅。吴是体坛健将，重视体育的南开中学当然同意吴入学，可哈尔滨教育当局毕竟舍不得多年培育的这名运动强将，不仅不放人，还以违反运动道德为名，扣留了吴的文凭，同时开除其学籍。这件事让吴梅仙非常不快，她在7月15日接受北方报纸采访时表达不满，称：“本人已在哈女中初中部毕业，以该校高中部只有师范科，本人故拟转学南开，当此消息初为哈埠报纸所发表时，哈教厅即遣人劝余不必转学，后见余意志坚决，乃扣留文凭，并以违反运动道德为罪名，开除学籍。本人今日见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亦以即使违反运动道德，亦不致开除学籍。”
对于此事，媒体很快给予声援。比如《生活周刊》就刊载文章，指出哈尔滨方面对待体育运动员的心态不正确，并直言：“为什么吴梅仙的转学要使哈教厅这样着忙呢？谁也知道，因为吴梅仙已是全国闻名的运动员呀！看重运动员到这种地步，自然是好事。不过看重她而使她不能转学，这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看重她以外的事情。”
1930年9月，吴梅仙成功转学南开中学。在天津期间，她继续在自己擅长的田径运动上努力训练，代表南开和天津参加多种体育赛事，是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体育明星。1931年5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吴不负众望，取得五十米第一的好成绩。
上世纪30年代前后，溜冰已然是天津的年轻人冬季最热衷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来自“冰城”哈尔滨的吴梅仙，也活跃在天津各大溜冰场上，成为当之无愧的“冰上女王”。她穿着大红色绒衣裤，在冰上尽情施展速滑绝技的矫捷身姿，得到媒体关注。报人吴秋尘赞叹：“津市妇女溜冰者甚多，闻以在运动界最负盛名之南开吴梅仙女士为最。吴女士每溜冰，必着大红绒衣裤，驰骋冰上，如火一团。冰白如银……发黑如漆，疾行如风，闻立如山。”这段描述，清晰勾勒出一个青春靓丽富有朝气的女运动员的风采。
梁家姐妹获得网球女双桂冠
1930年4月，在杭州梅东高桥举办的早期第四届“全运会”上， 天津队员获得了四项冠军，其中，天津大买办梁炎卿的两个女儿梁佩瑜和梁佩瑶获得女子网球双打冠军。
19世纪中叶，网球运动传入天津，在驻津外交官员、商人和传教士中流行。民国以后，在中外人士的一片呼吁声中，华人打网球者日众，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近代网球运动达到鼎盛阶段。梁炎卿的子女们就是忠实的铁杆网球爱好者。
梁炎卿是清末民初英商怡和洋行天津分公司买办、英商高林洋行买办。与泰来洋行的王铭槐、太古洋行的郑翼之和汇丰银行的吴调卿，合称为清末天津四大买办。梁炎卿要求子女与各界名流交往、精通英语，并且谙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交际礼貌和商业往来习惯，所以他默许梁家子女进行西式的娱乐活动，有意培育子女掌握网球、骑马等技术。为了子女们交际方便，他于上世纪20年代在自家别墅建起了一座私人网球场。
这座私人网球场不仅成为张学良、叶公超等名流经常光顾的休闲场所，也培育出一批网坛高手，比如梁佩瑜、梁佩瑶这对网坛姐妹花。梁炎卿有四个女儿，三女儿梁佩瑜和四女儿梁佩瑶生性好动，自幼习打网球，长大后技艺渐佳，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球类竞赛并获得佳绩。1929年，在天津举行的华北网球公开赛上，梁佩瑶与网球名将时昌黎合作，获得混合双打第一名。这次比赛是一场中外选手混合赛，当时网球运动在中国初兴，取得这一成绩实属难得。
1930年，澳洲华侨、被誉为“中国网坛四骑士”之一、曾在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夺得锦标的网球名将林宝华来到天津定居，在梁家网球场上当起了私家教练。在林宝华的训导下，梁家姐妹进步神速，成功入选天津队，参加早期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夺得女子网球双打桂冠。
1931年，梁佩瑜、梁佩瑶再次入选天津队，与吴梅仙等天津女运动员一起参加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再次在网球项目上夺魁，成就了天津近代网坛姐妹花的佳话。由于年龄相当，志趣相投，梁佩瑜于1933年和林宝华结婚，书写了天津近代网坛的又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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