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李冬君
学者的抱负，由西北边疆史地，转向海国志，从魏源开始。
五条历史地理线
地缘政治，其来有自，《战国策》已有之。
策士们游走各国，活动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围绕“秦岭—淮河”一线。这一线，是自然地理上的中国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孔孟和老庄，都是这一线上的人物，汉唐两帝国，都在这一线上崛起，所谓“逐鹿中原”，就在这一线。这一线，还是政治地理上的王朝生命线，控制这一线，就能建立王朝。
秦汉以后，地缘政治空间往北，越过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拓展了“龙门—碣石”一线，这条线是农牧分界线，也是帝国生命线，万里长城就分布在这一线，握住这一线，王朝就能成长为帝国，丢了这一线，王朝就窝在中原难以进展。农牧文明在此融合，一旦成熟，就能生长帝国。
跨越长城，往西北去，有“阴山—天山”一线，这一线，是帝国边际线。汉唐盛世，也有翻过帕米尔高原，驰骋中亚之时，但总体上，还是“不教胡马度阴山”，地缘政治未能超越这一线。
回到中原，我们往南看，还有一条线，便是江南及长江流域一线，这是王朝中国的底线，守住这条底线，还有个南北朝的局面，使王朝得以安生，丢了这条线，异族就能入主中原。
从江南南下，至东南沿海，还有“下西洋”一线。这一线，是中国海权线和海外贸易线，中国近代史就在这一线上开端。由沿海一线发动，江南一线推进，两条线合力，为共和国接生。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大视野，是从古代到近代形成的地缘政治大势。
关于地缘政治，明末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将经国之略，用兵之术，钱粮之用，放在山川形势、国土区划及其历史沿革中来考察，但两者体例不同。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天下郡国利病书》属于资料长编性质，并非系统著述，长于对国计民生考察，“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或称“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而《读史方舆纪要》则着重于军事，“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张之洞《书目答问》亦认为，《读史方舆纪要》“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
此二书者，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自成一文化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然其所谓地理，尚囿于本土两河流域，所言海域，不过南洋、东瀛而已。近代，海域大开，列强西来，取代游牧民族，环伺中国，亦商亦战，游弋“中国海”，以制海权，立通商口岸，国人地缘政治视野，遂转向海域。
破了文化底线
魏源有了新的地缘政治著作——《海国图志》。
其视野，焦点已非中原，而在海疆，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天津，沿海这一线，成了近代中国的生命线。传统天下观，尽管很少有过海洋抱负，但也向这一线倾斜了。学者的抱负，由西北边疆史地，转向海国志，从魏源开始。
“海国”，乃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之外，都是海国。“海国”的提出，是天下观的新发展，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居中国，四夷居海国，所以《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在《海国图志》里，言及外国，皆一“夷”以蔽之。除《海国图志》，魏源还著有《圣武记》，魏这两本代表作，或述本朝以“圣武”经营中国，或言当下，欲以天朝“圣武”经营海国。这两本书，加上他那套《皇朝经世文编》，而成一帝王学体系。在帝王学里，制夷，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而毋宁说是王权主义。更何况，以世界为“海国”，显然忽悠了地理常识，与“中国—海国”的说法相应，魏源就难免不顾事实，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划在他指定的“北洋”国里。
魏源的《海国图志》扩充了天下观，尽可能搜罗海国，把它们都搬到天下观里去，治国平天下的视野，从西北边疆转向东南沿海，由此而发展出一套新天下观——以经营海国为目标的天下观，其经营之道，除了攻夷、治夷、制夷，此外，他喊出了新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海国图志》初问世，好评如潮，郭嵩焘称赞它可以“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后来，批评渐起，对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冯桂芬以为是“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欲以战国视诸夷”，“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不过，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还算满意。
“师夷”说，迎合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面对强敌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心，因而一纸风行。言出如箭，不可乱发，连这样的话都说了，价值观也就成了兵法，凡事都可以兵不厌诈。
要“师夷”，就要取消华夷之辨；要华夷之辨，还要“师夷”，就会破了师道。魏源两者都要，他把矛盾放在这句口号里，只管有用，不问原则，两条原则，在一个口号里打架，而生机会主义。其后果很严重，以机会主义立人，做人的底线就破了；以机会主义立国，治国的底线也破了。
以文化立人立国，原本崇尚“天地君亲师”，师道破了，文化也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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