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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探索一带一路上的历史生态关联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年7月10日2版发稿时间:2018-07-17 15:44

  王利华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巨变,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亦伴随新的威胁和风险。中国领导人洞悉时势,擘画未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积极响应,催生了新的学术课题,兹结合环境史研究略谈几点认识和设想。

  一带一路改造升级“人类之网”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丝绸之路”古老文明符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重大现实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对上万年亚、欧、非洲文明互鉴互学通道的重大拓展和延伸。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一直努力探索远程交通路线,开辟跨文化交流渠道,不断编织互联互通网络,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称之为“人类之网”,其广度和密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古老“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联结旧大陆众多国家和地区,是东西交流的主要纽带,亦是近代以前“人类之网”的主要纲绳。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类之网”不断延伸张大、渐趋绵密,不断改道易形、新增功能,与文明系统演替、世界格局圜转和经济中心移动如影随行,互相促进。自历史肇始至今,文明系统演替凡历三变:农耕放牧替代采集捕猎进入农牧社会、机器生产替代人工劳动进入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替代人力经济进入后工业时代。世界格局三度圜转:一是农耕放牧分途发展、定向演化,形成畛域分判和形态迥异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两大体系,在亚欧、北非和美洲形成若干文明中心;二是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率先突起,整合北美形成欧美工业文明体系,对其他区域形成倾轧之势,新兴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大致呈东西相持局面;三是二战结束后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整个世界迅速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一体化新格局。与此进程相应,人类交流互动大致经历三个递进式演变阶段:以陆上往来为主的“大陆时代”、海上交通大发展的“海洋时代”、陆海空网(互联网)共存并进的“全球化时代”。

  人民往来接触,物资互相流通,文明互学互鉴,自古即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契机与动力。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在与世隔绝中成长,任何文明体系都须与其他文明接触。因有“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香药之路”等各种交流纽带,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得以相互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才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当今世界彼此交融,经济相互依赖,也面临许多共同挑战、风险和威胁,人类命运比起任何时代都更加紧密相连、利害攸关,更需要古丝路承载和昭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文明精神。人为设垒、自我封闭以图独霸其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蠢危险行为。中国领导人高扬和平发展旗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以积极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二十一世纪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广泛对接众多国家、地区的发展规划和理想蓝图,努力凝聚共识,创造机遇,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精神。

  不论“大陆时代”还是“海洋时代”,常常是战马长矛开路、坚船利炮通关,“人类之网”的编织过程一直伴随着兵燹之祸,弥漫着铁血之腥。近代西方列强更是通过殖民和资本侵略,疯狂掠夺世界资源,肆意奴役其他民族,涂炭生灵,毁坏自然,独霸暴利,残忍的强盗行径令人发指。与之截然相反,中国领导人以博大胸襟和崇高情怀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是秉持丝路精神,以“和”“共”为原则、“绿”为底色,促进各国各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文明互联互通网络全面升级,构建更多维、立体和畅通的“人类之网”。它将本国与世界发展更紧密地联结起来,形成更全面、深入、多元的开放格局,带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通过更加坚定、全面和深入的对外开放,更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并使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惠及世界,创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倡议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五千年文明积淀,展示了和平崛起大国的坚定自信。

  一带一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从最广泛的生态学意义上说,文明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衍生系统。

  文明生成演化离不开人类劳动创造,亦离不开自然生态基础,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世界环境千差万别,决定文明多元发展;多元发展形成差异,差异带来交流需要。文明交流也是自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气候冷暖波动、山川土地改变、海平面升降与海岸线变化及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灭迁移等都对文明生成发展、交流互动产生重要影响。人类活动亦深刻影响大自然,成为地球生态变迁的主导力量。不断增强的人类干扰和改造导致了区域内部的环境变迁,亦促进区域间的生态关联。人员迁移、物品交换、技术传播、思想交流乃至政治、军事及其他人类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引发不同规模、程度和区域连环性的环境变化。人类活动强度越大,文明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就越广、越深。

  若历史被视为广域生态的过程,那文明互动亦是生态关联不断强化的过程。原本独立生成发展的各文明体系,不断增进接触直至彼此交融,世界各地生态关联随之渐趋紧密。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东南浩瀚海洋限隔,西北高山大漠阻挡,地理环境特殊,文明自成一统,但也从来不是完全封闭发展。

  大航海时代前,旧大陆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东方与西方、南国和北土,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经济类型和文明体系,彼此差异显著。数千年的宏大历史脉动中,人类一直在彼此接触、互相交流,既受自然条件深刻影响,亦深刻影响生态环境。环境变化有时成为重大历史变局的动因,如“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多次强烈碰撞,显著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气候变化是个重要推手。反之,民族迁徙、经济贸易、战争冲突、外交往来、宗教传播……各种人类活动亦造成无法否认的环境后果;物种交换、技术交流乃至细菌、病毒传播,更直接带来诸多显著生态效应。中国丝绸(蚕桑)、茶叶、瓷器等的世界历史贡献众所周知;也有众多外国动物(畜禽及其品种)、植物(小麦、棉花、芝麻和蔬果、香药、观赏花木)、技术(葡萄酒酿造和蔗糖加工法)等先后传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导致中国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从内容、结构到景观发生了诸多改变。

  大航海时代,全球经济体系逐渐形成,生态联系渐趋紧密。番薯、玉米、烟草等重要作物相继传入,成为明清以来中国自然环境和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变迁的条件之一;中国产业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越来越受到世界工业和外部市场的显著影响。若说伦敦、巴黎街巷茶馆牵动着中国南方茶园,外国棉纺、烟业大亨在万里之外参与描绘中国棉花、烟草产区农田景观,都不算过分夸张。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人类社会更加紧密连成一体,全球生态环境亦是如此。伴随经济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生态风险也日益全球化,许多环境生态问题不再专属某一国家和地区,地球上每个角落都与其息息相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物种锐减、荒漠化、冰川萎缩、海洋上升、流行传染疾病……越来越成为跨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疆界的全球挑战,关乎人类的共同命运。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从联合国组织到地方政府,从政治家到学者,从企业家到消费者,都高度关切环境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对策。历史学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开始采用新的视角和思维重新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评量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影响。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将人类文明对大地生物圈的终极依存关系作为他的最后思考,在询问谁将引领世界摆脱人类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时,就把热切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尚未对外开放、依然在同饥饿和贫困进行顽强斗争的中国。他认为古老中国文明拥有多种优秀特质,包括“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理念,“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精神,尊重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资源、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等,而现实境况将使他欣慰:迅速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开始担当这个引领角色。中国率先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付诸实践,体现了“天下大同”“天人和谐”的中华文明精神。

  “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关联,保护自然环境、确保生态安全是其至关重要的任务。中国倡议从愿景规划到行动方案,都始终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水利建设、林业和野生物种保护、环保投资融资等诸方面的合作,共建可持续发展的清洁美丽世界。

  历史研究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和广阔领域,牵连自然与社会、历史和现实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众多学科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持,历史学也不能置身事外。以往历史研究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者,莫过于中外交通史尤其是“丝绸之路”研究,前辈学者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就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而言,还需要讲解“丝绸之路”上人与自然关系故事,发现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历史生态关联,以供借鉴。

  诚然,以往学者对海陆“丝绸之路”自然地理、物品流通、物种交换、技术传播等问题已多有论及,劳费尔、薛爱华、阿里·玛扎海里等西方学者运用博杂的自然科学和语言、历史、民族或人类学知识,对“丝绸之路”上众多物品的古今名实、传播过程和文化意象进行了精彩考论。但自然环境如何实际影响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人口迁移、货物流动、物种交换、技术传播等如何突破自然环境限制而实现?对沿途生态造成过哪些影响?仍然缺少系统深入解说。史实表明:某一事物传播或事件发生都具有相应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不仅造成连锁性的社会经济变化,还引起连锁性的环境后果,其历史过程和文化—生态机制值得深究。

  历史学是门历久弥新的学问,随时代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历史学者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研究新课题,尤其要吸收整合前人成果,加强对“一带一路”环境历史的多维考察,探讨自然环境(如气候)变化对沿线区域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其连环效应,探研物种、疾病、工具、技术、知识传播的生态机制和环境后果,解说近世资本市场、产业经济、社会生活与自然资源、环境面貌和生态系统间的互动变迁关系。近几十年,随着环境史和全球史相继兴起,透过物种、疾病、武器、技术或产业,考察跨越文明和国家边界的复杂历史联系,在西方学界渐成风气,一些新概念新命题如“人类之网”“哥伦布交换”“生态帝国主义”“绿色世界史”可供批判借鉴。积极探研“一带一路”历史生态关联,整理过往的文明与环境经验,助力织就更加广泛紧密、绿色繁荣、和平安全的“生态之网”,是环境史学者的新任务,也是文明交流史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

编辑: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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