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吕欣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大数据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和提升政府监管水平的重要手段，不少国家已把大数据作为战略性资源来部署，争相出台大数据国家战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强认为，伴随着数据体量的爆炸性增长和数据价值的释放，大数据正展现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数据如何变革政治”这一议题不仅有前瞻性和跨学科交叉性，更具政策反思与理论重构之意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面临三大变革：首先，政治结构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其次，政治运行方式和政治运行机制已非传统政治理论所能框定；再次，政治因果逻辑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策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杂志执行主编陈志瑞看来，数据时代的社会变革等新趋势为政治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值得学者关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认为，大数据在两方面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第一，海量的数据会方便学者检验既有假定；第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本身会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

　　智慧外交、数据驱动成为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互动的新特征，也引发并驱动了学界阐释国际关系新理论、新领域的研究热情。“大数据在外交实践层面的应用方兴未艾，是一把双刃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存刚认为，一方面，这有利于提升国家间的外交质量、扩展外交领域、变革外交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外交新媒体的出现可能进一步侵蚀外交的国家属性，强化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认为，在运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时要注意三个平衡：战略和策略的平衡；解释和预测的平衡；了解和引导的平衡。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丰表示，大数据并没有提供新的社会事实，同时缺乏比较可信的因果机制，数据同质性也存在问题，目前大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需要首先克服理性筛选数据的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李力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理性是国际行为体的基本属性。大数据所包容的一些非理性特征，会对国家理性造成一定冲击，值得学者在研究中给出结论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