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来说，我们理解它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我们对于诗的直觉的感受；除了直觉的感受以外，我们还应该对于诗的内容有更深刻的一层理解。现在，我要把七言绝句几种不同的风格说明一下。

　　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最能够代表盛唐诗歌的风格。近体诗“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音调格律是在唐朝形成的，而像李白、王昌龄这样的诗人是把盛唐近体诗的七言绝句写得非常有特色的作者。

　　我以前曾经讲过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那是一种民歌的风格。你们如果看过电影《刘三姐》就可以知道，刘三姐会唱山歌，她不见得受过高等的教育，也不见得念过很多李白、杜甫的诗，可是她张口唱出山歌来，就是七言绝句的形式。这样的民歌也许不够典雅，也没有用古代的典故，刘三姐的知识可能很不够，但是她唱出来的声调，那种感发，直接引起了你的感动，她的声调感发是很好的。

　　中国的诗是重视吟咏的，吟咏就跟唱山歌一样，就是说，你唱的时候有一个调子，刘三姐所唱的都是七言绝句，都合乎近体七绝的形式。诗的文字是结合着声调出来的，这种感发除了情意的感发以外，声调的本身也是带着直接感动的力量出来的。其实，这就是盛唐七言绝句的特色，文字的情意结合着声调，给人一种直接的感发。

　　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兴”，是引起你兴起的一种感动。使人们引起感动的那个形象叫做“兴象”，李、王二人诗中的“兴象”是高远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诗人引起你感发的形象非常高远。

　　二

　　杜甫的七言绝句在七绝这种体裁里是“变体”，就是一种不正常的体格，它的形式、音调是不正常的。什么叫“变体”呢？七言绝句是近体的诗歌，它有一个“平平仄仄”的固定的声调格律，杜甫的七言绝句是“变体”，当然，我不是说杜甫所有的七绝都不合声律，杜甫也有合乎声调格律的七言绝句，但杜甫七绝的特色是创造出一种跟别人不同的体式，就是“变体”，是一种不合声音格律的七言绝句。杜甫有一首七绝：“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之一)这种七绝是杜甫的特色。

　　杜甫的创作真的是写实，他是对当时唐朝的战乱、人民的疾苦，反映得最深切的一个作者，因为他最关心人民的生活。“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这完全不合乎声律，按照声律说起来，“前年”两字是平平，那么这一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尤其是第四个字、第六个字，在格律上是很重要的。这一句的第四个字应该是仄声，可是“州”是平声，这不对呀，第六个字应该是平声的，可是“刺”字是一个去声字，这个也不对呀。如果第一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二句就要“仄仄平平仄仄平”，可是这首诗的第二句也不合乎格律，所以杜甫是完全把声律破坏了。

　　我以前讲过杜甫的《秋兴八首》，他在最后一首中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香稻”怎么能“啄”？这是不合文法的，所以杜甫不仅破坏了声律，有的时候他好像也破坏了文法。可是，杜甫的这种破坏声律和破坏文法，不是像现在的一些标新立异的诗人那样，故意说一些人家不懂的话，其实他自己也不懂。杜甫不是这样的，他破坏声律也好，破坏文法也好，他的目的是要表现出诗歌最重要的本质，即感发的生命。他认为要用破坏文法的形式才能把这种感发的生命表现得恰到好处，而且表现得更有力量。“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是他写“香稻”的多和“碧梧”的美，因为他一定要这样破坏文法才能把内心的感动表现出来。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这两句，杜甫真的是为当时的国家战乱、人民的流离感到痛心，所以他才这样说。本来写七言绝句是不能这样重复的，可是他把两个声调、句法完全相同的话重复起来说，这就是要加重诗的力量。

　　不合声律的句子我们叫做“拗句”。“拗”就是指不顺利的，你念起来觉得句子中间有一个转折，使你不能够悠然自在地念下去，你要咬牙切齿、吃力地念才能够念出来，杜甫就是要表现这种感觉，“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他是要你很沉重地把它诵读出来，这就是他要达到的效果。所以对于诗来说，不是合乎声律的就好，不合声律就坏。其实，合乎声律的不一定都好，不合声律的也不一定都坏。

　　杜甫下一句说“群盗相随剧虎狼”，这些杀人的人，这些连刺史都杀掉了的盗贼，一个接着一个，“剧”是更甚、更厉害的意思。他们这些人比吃人的虎狼还要厉害，虎狼吃人，杜甫说群盗也吃人，他们把人都杀死了，跟虎狼吃人一样。“食人更肯留妻子”，“更肯”是一个问话，也许虎狼只吃一个人，可是这些盗贼杀人成性，他们能够把你的妻子留下来吗？他们能够因为这些人是老弱妇孺就不杀了吗？所以杜甫说“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三

　　杜甫是把声律破坏了，那是杜甫的创造，他把一种新的东西放到七言绝句里边去了。李商隐不是，他是遵守声律的，所以李商隐不是从声律方面去破坏，他是在意境方面有创造，把七言绝句的情意、境界开发了。

　　李商隐的诗所表现的一个基本情调就是怅惘哀伤，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是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寻的一种感情。“怅惘”就是你总觉得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有，怎么会没有呢？也许你曾经有过，现在丢掉了，找不到了，或者你想追寻，一直没有追寻到。李商隐的诗里面就是表现这一番情调。他写过一首《丹丘》：“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他还写过一首《寄远》，也是表达那样一种感情：“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中的形象和“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中的形象是很接近、很相似的，这两个形象都是用神话写一种追寻。“姮娥”是月里边的嫦娥，李义山的诗里边常常用月亮的形象。很多诗人都喜欢用月亮的形象，因为月亮在中国一直是代表一种光明的，而且它是那样的圆满。李商隐的诗里常常写到月里边的女神仙嫦娥，或者说是姮娥。好的诗人，是要把感发的力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表现出来的感发一定是在言内，而不会跑到言外去。所以说，诗中的文字可以引发你的感动，引发你感动的一定是诗的语言，没有语言，用什么东西引发你的感动？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分量，好的诗人、成功的诗人对于每一个字的语言的质量非常敏感，“嫦娥”和“姮娥”给人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嫦娥”给我们的感觉比较普通，“姮娥”两个字给我们的感觉更高远，更尊贵。

　　“姮娥捣药无时已”，相传嫦娥吃了能长生的药，飞升到天上的月亮里面去了。李商隐说，嫦娥在天上还一直捣药，“捣”表示一种努力，一种辛勤努力的追求。她所捣的药是那种长生不死的药，而她对长生不死的这种追求，是“无时已”，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捣药”两个字代表一种追寻，“姮娥”两个字表现了她的高远和尊贵，“无时已”代表她永远的不停止的追寻。“玉女投壶未肯休”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典故，传说天上的玉帝身边有玉女，“投壶”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游戏，“壶”是一种容器，你把“矢”，就是像箭一样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丢过去，看你能不能丢中，能丢到壶里面去的人就赢了，丢不到里面的人就输了。不但民间有这种投壶的游戏，传说天上的玉帝和玉女也玩这种投壶的游戏，如果投中了，玉帝和玉女就大笑，他们笑的时候，天上就有闪电。李白写过一首诗叫做《梁甫吟》，里边有一句“三时大笑开电光”，说的就是这个神话故事。“玉女投壶未肯休”，这是一种对于圆满的追求。“未肯休”和“无时已”一样，那种努力都是不肯停止的，在这种追寻之中，李商隐说“何日桑田俱变了”，等到哪一天才能把我们人间的世界完全改变。“俱”是“全”的意思，就是全都改变了。怎么样改变呢？中国的神话里边常常说，人间的改变是桑田可以变成沧海，沧海可以变成桑田，以前是海，以后可以变成陆地，以前的陆地以后也可以变成海，这在科学上也是真实的。李商隐说，什么时候才能把人间世界的沧海桑田都改变了。因为当时的人间世界充满了不平和悲苦，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充满不平和悲苦的世界完全都改变了？如果有那一天，能够把这个世界都改变了，就“不教伊水向东流”。因为李义山是河南沁县人，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属于怀州，“伊水”是河南境内的一条水。李商隐从眼前的水写起。中国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中国的水是向东流的，东流的水是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挽回的，这个形象在中国的传统里边，代表人生的长恨之无法挽回，所以李后主才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东流的水是不能挽回的，不能改变的，李义山要想改变它，如果有像姮娥那样的努力，如果有像天上的玉女那样的追寻，什么时候能够把人间真的改变？而且不是说只改变几个人，不是说改变某一个地区的人，是“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就如同把那东流的水挽回来。“伊水东流”本来是代表不能挽回的，代表人生的长恨，可是李商隐说“不教伊水向东流”，我不允许这种长恨的事情再在人间发生，我是希望能够做到如此，这是李商隐在他的诗里面一直表现的这种追寻，要改变世界和人间。

　　李商隐不但是怅惘哀伤，而且是缠绵悱恻的，就是说，他的追寻是一直耽溺的。“耽”是说你真的被一个东西所掌握，再也不能跳出去了，你非常爱一种事物，就叫“耽爱”，就是入迷地爱。“溺”是说你完全沉溺在其中。李商隐是一直耽溺在他的这种追寻和怅惘之中的，他的诗也一直在表现他的追寻、怅惘、幽怨。

　　诗人风格的形成，是他的个性、资质与所处环境、所经历的遭遇结合的结果。毫无疑问，李义山在感受上是非常敏锐的，他在感情方面非常深挚，而且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的生活是很困苦的，他十几岁的时候，给人家做抄写工作，甚至还要做舂米这种劳动，可是他坚持苦读，所以在少年的时候，就得到了令狐楚的欣赏。李商隐去考进士，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后来经过令狐楚和令狐绹的推荐，他考中了进士。

　　他考中进士不久，就被另一个叫王茂元的高官看中了，选择李商隐做他的女婿。而王茂元跟令狐楚在朝廷里分属敌对的两个政党。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中国的诗有时候真的是比西方的诗更难懂，因为中国的诗人大都有一种儒家的用世之心，这样就会卷到当时的时代政治中，和时代有很复杂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诗很难懂。令狐楚属于牛党，牛党的领袖人物是牛僧孺。王茂元属于李党，李党的领袖人物是李德裕。

　　令狐楚是从李商隐少年的时候就欣赏他的，而且推举他考中了进士。按照中国旧日士大夫的观念，令狐楚算是李商隐的恩主。王茂元更不用说，他是李商隐的岳父。可是，后来李商隐与这两个人发生了误会。令狐楚死后，其子令狐绹做官做得很显贵，做到宰相的地位，而令狐绹对于李商隐一点也不肯帮助，所以李商隐心中有很多幽怨。就是说，他在两个政党中都得不到谅解。都是最亲近的人，可是都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而李商隐心中的这种怨恨很难直接地写出来。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头脑中有伦理、修养的观念。就算是岳父对你不好，你怎么能够明白地说出他对你不好？你怎么能够明白地表示对你岳父不满？这是不可以的。而且李商隐跟他妻子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他的妻子是非常理解他的。李商隐心中这种幽怨的感情，加上他那敏锐的感受、丰富的想象力，就形成了他的诗的一种特色。他带着很深的幽怨，但他不直接地说，都是委婉曲折地去写，这是形成他的诗风的一个原因，是他个人的原因。

　　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原因。我以前讲杜甫的时候说过，玄宗的时候有“天宝之乱”，后来就是肃宗、代宗、德宗、顺宗，这是唐朝早期的几个皇帝。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已经出现了几种弊病，第一个是宦官专权。肃宗做了皇帝以后，玄宗就在宦官的挟制之中，而且这些宦官可以不得到肃宗的旨意，就私自把玄宗迁移，把他从“南内”迁到“西宫”，所以《长恨歌》中说：“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西宫”跟“南内”是唐玄宗曾经住过的两个地方。“南内”是玄宗早年所居住的宫殿，叫做“兴庆宫”，那是他没有做皇帝以前所住的一个宫殿，在长安城的东北角上，玄宗愿意住在那里，那个地方离外边比较近。玄宗做了几十年的皇帝，虽然经过了“天宝之乱”，但人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很多百姓、官宦经过皇城东北角的时候，就遥望着兴庆宫叩拜。宦官认为这是不好的，就假托肃宗的命令，带着宫中的军队胁迫玄宗，让他搬到和外界隔绝的地方去居住。代宗、德宗的时候，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因为从安禄山叛乱以后，各地就出现了藩镇跋扈的局面，这些节度使都专权。唐朝的首都长安被人家占了很多次。在代宗、德宗时期，有的时候是沦陷给外族，有时就被军阀占领了，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到了顺宗的时候，皇帝任用王叔文，王叔文又给皇帝推荐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要改革政治，要削减宦官和藩镇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们就被宦官和藩镇所忌恨。后来，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很多人都被贬了。顺宗在位的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他做皇帝以前就得了脑充血、中风的毛病。后来，就立了他的儿子做皇帝，就是宪宗。而当时把顺宗废掉，立宪宗的主持人就是宦官和藩镇，是他们做的主张。宪宗做了皇帝以后，因为他是被宦官所拥立的，所以宦官的权力就更大了。这时，唐朝就出现了三种情形：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以及朝廷内的党争。李商隐就生在宪宗的时代，一生经过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位皇帝。李商隐只活了四十几岁，可是在这四十几年之中，唐朝就换了六个皇帝。宪宗宠任宦官的结果是被宦官杀死了。唐朝有两个皇帝是被宦官杀死的，当时的宦官对于皇帝有生杀废立的权力。宪宗是被宦官杀死的，敬宗也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和武宗呢？穆宗喜欢求仙、服药，他和武宗都是服药致死的，都是很年轻就死了。因为穆宗年岁不大就死了，所以敬宗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敬宗即位以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政事，他一天到晚就跟着宦官踢球、打猎，他的结局是被宦官杀死了。他在位的时间差不多有三年，被宦官杀死以后，他的弟弟做了皇帝，就是文宗，当时只有十七岁。敬宗只是贪图享乐，文宗和他不同，有心要改善政治。可是那个时候，国家的三种危险的情形已经形成了，文宗没有办法挽回。

　　李商隐的诗之所以这样哀怨而且不肯明说，一个是因为他自己私人的感情如此，他对于令狐绹、王茂元的那种内心的感情，不能够直接讲；另一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对于宦官、藩镇的不满，他不敢直接讲，所以他的诗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图①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

　　图②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

　　图③钱谦益注《钱注杜诗》

　　图④叶嘉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