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台湾三民书局力邀大陆学者为台湾历史专业学生撰写一部中国断代史教材，由王子今、王小甫、游彪、李喜所等学者分别执笔各卷，辑为《中国断代史》丛书。近日，中信出版集团获得大陆版权，重新编校修订后，推出《新编中国史》六卷，并请几位作者谈谈他们写作此书的缘起、过程，以及书中的新内容、新观点。
李喜所、李来容著《中国近代史》
李来容（《中国近代史》第二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近代中国史料繁杂，人物众多，非少量历史读物和教材所能穷尽。再加上学者们分门别类的研究格局，真是见仁见智。具体在书写一部断代通史上，采用何种叙事范式，如何划分历史时期，如何编排章节，总是作者的一大难题。自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综合性著述已有许多，叙事范式上也在革命史之外，引入了现代化、文明史、全球史等多种范式。但总体上说，主要还是以革命高潮立论，基本线索和整体框架多被概括为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当然，这有利于宏观把握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顽强抗争的历史脉络，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偏重政治史，使得内容趋于单一；社会文化方面着墨不多，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复杂面貌难有清晰认识。
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稍稍有所突破。李喜所教授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拟定了“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主线。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力求能够做到纵横贯通，既厘清救亡、变革、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征，又多维度地展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这在章节编排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谈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城乡变动和社会结构的更新中，对于类似侨民、教民等新兴的社会群体就多有论述。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于“中国人的中国史”的渴求抑或焦虑，其实一直都存在，且愈益浓烈。如胡适看着域外汉学的蓬勃发展，虽然自觉暂无余力，但也表示这“终须吾国人为之”。陈垣对于域外汉学的崛起和本国史学的边缘化更是感到耻辱，一度号召“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也是立志要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其中或许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但更多的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当时知识界学术独立吁求的一个集中表现。
现在，我们大概都不太会提到学术独立了，但前辈学人的志向会对我们形成一种鞭策和激励。自改革开放尤其近二十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无论在领域的扩充、观念的改变、范式的转移，还是在新史料的发掘、新视角的引入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但其中西方的影子无处不在。当然，如陈寅恪的“预流”说一样，我们既要紧跟时代，追上国际学术界的潮流，更要承担理解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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