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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谷书堂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多他的“老学生”在悲痛之余夹杂几分惶恐,他们不知道,当自己的人生、学术再遇到困难时,该跟谁通个电话。
2016年3月27日19时56分,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谷书堂与世长辞,享年91岁。与他的心跳一同停止的,是他70年来对政治经济学从不间断的思考。
风雨治学路
1925年,谷书堂出生于山东威海。上小学时,谷书堂对于历史小说十分迷恋,通过阅读《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他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观念。
日本人侵占威海后,谷书堂辗转烟台、北京念完了中学。1946年他考取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招生的西南联合大学,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
1948年,谷书堂加入了以建设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为宗旨的民主青年同盟(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共青团)。他后来回忆,刚上大学时,他像是“大海中一艘小船”,没有方向随风飘荡,只知道做人要诚实、忠厚,至于在整个社会中应处于什么位置、怎样对待生活,他从未考虑过。受进步氛围的影响,大学四年使他的生活态度、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1950年10月,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的谷书堂重新回到母校,成为建国后第一代青年经济学教师。在其后的日子里,出于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谷书堂做起了“双肩挑”,不仅潜心教学和科研,还承担着经济系主任助理、党支部书记等行政工作。
谷书堂始终有一个信念,不管担负多少管理工作,教师的本职是教学,行政工作是一种有意义的奉献,但绝不是当官发财谋取私利的阶梯。
1951年高教部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聘请一些苏联专家,从全国抽调了20多名教师培养师资,谷书堂就是其中之一。经过1年的学习培训,谷书堂回到南开,接手了经济系最重要的教学任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他对讲好这门课兴趣很大,花了大量时间备课,翻阅了当时能够查阅到的所有资料。
20世纪50年代,正是全国范围内搞合作化、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国上下对“一大二公”唱赞歌,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已不复存在,人人都会“各尽所能”,很快就会实现“各取所需”。谷书堂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认识有其局限性,因为在正常的经济社会中,没有物质利益的激励,生产效率是难以保证的。
经过认真研究,谷书堂与同事蔡孝箴合作完成了《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的论文,于1957年在《南开大学学报》公开发表,文中提出了“劳动者在生产中也需要获取物质利益”的观点。
此观点一出立刻争议不断,引发了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关系的讨论。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谷书堂为他充满勇气的言论付出了代价,他首当其冲,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系重点批判对象,被勒令停职检查。
后来,“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上不了课的日子,谷书堂就和同事跑到农村搞调查,收集一手材料。文革开始后谷书堂被列入了“三不”人员的行列,“不许上课,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做讲演和报告。”成了“牛鬼蛇神”后,谷书堂蹲“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在他学术生涯的“蛰伏期”,他始终相信真理必然战胜谬误,等待重返讲堂的一天。
曙光终于被盼来了。改革开放后,谷书堂得到了平反,压在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1979年,谷书堂被任命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那一年,他已54岁,他争分夺秒地工作,为了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我的信条是实事求是”
谷书堂先生去世后,很多人在网上自发组织悼念活动,他们回忆起大学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课,回忆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这部由谷书堂组织14所高校教师参加编写的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8版,发行逾150万册。
“北方本”出版于1978年年末,在那个思想日渐解冻的时代,很多人正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利益关系,了解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全书既不是对已有经济学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中国制度政策的简单汇总,而是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内在逻辑。
从早年间关注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到专注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学术道路上的转向源自谷书堂遇到的一个“尴尬的问题”。
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谷书堂到天津西郊一个大队搞调研。正是麦收季节,一位老农向他发牢骚,问吃不饱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谷书堂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后来他回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促使我逐渐从现实出发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谷书堂说过,如果我们一定要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答案,那就会是无休止的争论。因为你可以从马克思一段话中发现这样的意思,我也可以发现另外一层意思。在谷书堂看来,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些现实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都提出具体的答案。
曾经有记者请教谷书堂治学遵循的信条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实事求是”。这看似普通的四个字,却一语道破了为什么谷书堂每提出一个新理论,就能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
谷书堂的学生、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介绍,谷书堂教授是我国较早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取向的学者之一。1987年谷书堂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谷书堂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是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也是其全部经济思想框架的基础。有人形象地说,这是谷书堂的“第一招牌菜”。
谷书堂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记得很清楚,1983年跟着老师去烟台调研,谷书堂受邀在当地党校发表演讲,他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包产到户联系起来,认为农村体制应当往这方面发展。后来他回山东老家与乡村干部聊天,听说自己师从谷书堂先生,干部们各个竖起大拇指。原来他们都听过那次演讲,十分敬佩谷书堂的学识。
对于谷书堂的学术贡献,由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任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载文从三大方面进行了总结,包括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论探索,对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探索,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探索。
“此生原不算蹉跎”
2003年,谷书堂的学生中有三位一起获得了我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传为一时佳话,被称为“南开现象”。
谷书堂把一生中的大量时间都放在培养学生上。他的学生中不乏著名学者、高级干部、大企业家,遍布各个工作领域,很多人毕业几十年依然与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与谷书堂相处的点点滴滴中,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对学生、对学术事业发自内心的尊重。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发表了与谷书堂不同观点的文章,令蔡继明想不到的是,在后来他报考博士生时,谷书堂居然能欣然录取他。1988年,谷书堂与蔡继明共同撰写并发表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有一年,山东的一位赤脚医生痴迷于研究《劳动价值论》,他慕名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说想见一见大名鼎鼎的谷书堂。当时谷先生已近80岁,非常爽快地在家里与这位医生见面,为他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劳动价值论的内涵。这位赤脚医生坦言,他拜访过不少高校,绝大多数都吃了闭门羹,没想到能在南开见到谷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明华曾经做过谷书堂的学术秘书,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帮先生处理信件。谷书堂有要求,凡有考生来信必须很客气地回复,仔细回答考生关心的问题。考生求学的心情必须得到尊重和理解,即使是基础明显较差的考生,也不能直接拒绝,必须予以鼓励。
“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这是博士生入学第一堂课谷书堂每次都会强调的一句话。他对招收研究生十分慎重,学生通过正常的笔试、面试后,他甚至还会派专人到其所学习的学校考查,并利用出差的机会亲自考核他们的学习和为人的情况。一旦认准你是读书的好苗子,哪怕是自学成才没有高校学历的农民子弟,他也乐意招入麾下。
很多人发现,在谷书堂身边工作和学习,身教常常胜于言传。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臧旭恒记得,有一年谷书堂应邀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做总结发言。闭幕式前的小组讨论会上,80多岁高龄的谷先生戴着老花镜,边听大家讨论,边修改总结稿,近半天的讨论过后,总结稿已被老人家改得“面目全非”。
谷书堂曾给人题字“冥思苦想,乐在其中”。他的夫人伏义琴也有这种感触,“我和谷老师一起生活了60年,他这一生不爱说话,唯爱思考。”
伏义琴在总结丈夫学术生涯时,曾引用袁枚的诗作:“七龄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除却神仙与富贵,此生原不算蹉跎。”“此生原不算蹉跎”,这或许就是谷书堂教书育人、痴迷学术的真实写照。
谷书堂90岁时,学生们编写了一本介绍他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的书,谷书堂深思熟虑后,将书名定为《不平坦的治学路》。2011年,南开校友张思民创办的深圳海王集团出资1000万元设立谷书堂经济学学术基金,支持中青年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这或许会让他们的治学路平坦些,虽然谷书堂再不能亲自指导他们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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