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先生的大名，我在学生时代已经多次听到。苏步青先生说他是南方人，但是身材魁伟，风趣地称陈先生是“南人北相”，还告诉我们陈先生研究整体微分几何，将几何、拓扑、分析、代数融为一体。

　　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是1972年金秋时节，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座谈会上。真为他的大家风范和睿智谈吐所折服。

　　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访问伯克利三个月，期间参加了为纪念陈先生退休的微分几何国际会议，大会上有很多国际一流数学家的演讲，深切感受到陈先生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期间，和陈先生有更多的接触。陈先生送我两本书：Complex Manifolds without Potential Theory和 Minimal Submanifolds in a Riemannian Manifolds 。原来他还打算送我一本刚出版的Shing-Shen Chern Selected Papers，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了，杨振宁先生已送了我一本陈省身选集。后来又收到陈先生亲笔签名的《陈省身文选》、《陈省身传》等赠书。现在看着这些陈先生亲笔题字赠送的书，他的亲切教导跃然纸上。回想起来，陈先生的有些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我，如“第二变分公式往往会出好的定理”、“数学做不出就推广”，等等。

　　10年以后，1989年8月，我再次到伯克利，访问陈先生退休以后创办的数学科学研究所5个月。这一年是拓扑年，我主要参加数学系的几何讨论班，也应邀在讨论班上报告我自己的研究结果。陈先生曾是创办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但这时也已退了下来，但他还常到所里来，也常参加数学系的几何讨论班。这5个月中，我和陈先生有不少交往，并得到他很多指点。

　　1991年6月，陈先生又一次访问复旦，给我们作Finsler几何的学术报告。他多次启示我，希望我做Finsler几何的研究。但我当时另有感兴趣的问题在做，同时也没有看到Finsler几何的奥妙所在，因此，对陈先生的多次暗示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回想起来，很感内疚。前两年，我有一个博士后吴炳烨，他对Finsler几何很有兴趣。我们一起将Riemann流形中的各种比较定理都推广到Finsler流形。作为这些比较定理的应用，推导了Finsler流型中第一特征值的下界估计，也将Milnor关于基本群的结果推广到Finsler流形。这些工作在陈先生去世周年之前完成，我也在南开举行的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报告，以此告慰陈先生的在天之灵。

　　陈先生在抗战胜利以后，1949年去美国以前主持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陈师母对上海五芳斋面馆情有独钟。那一年，我陪他们两位老人到南京路五芳斋面馆吃面，重温他们往昔的岁月。也陪同陈先生去吴良材眼镜店配眼镜。营业员被两位老人的风采所折服，向陈先生请求名片留作纪念。陈先生缓缓地拿出仅写有“陈省身”三个大字的名片提过去。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名片，感到极大的震撼。

　　我最后一次碰到陈先生是2002年夏天在南戴河举行的“京津几何工作营”上。那时陈先生虽然已坐在轮椅上，行动有所不便。陈师母也已故去。但陈先生看上去精神依然很好。他有时早餐能吃两个鸡蛋，令我十分惊讶。我在会上做了“共形紧流形上上同调群消灭定理”的报告，这是我和香港中文大学温有恒教授的合作。陈先生听了报告后对我说：“你讲的东西我很有兴趣，你们的工作和Alice Chang的工作有关系吗？”陈先生的问题说明他思维依然敏捷，依然关注数学的发展。

　　陈先生说数学很好玩儿，他从小玩儿到老，玩儿得如此娴熟，炉火纯青，玩儿得与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等齐名；陈先生玩儿的是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数学，但他的玩儿法，他的为人处世常常闪耀着中国文化的精粹，令西方人倾倒，令中国人自豪！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