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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培林
学界晚辈都尊称来新夏先生为来老。知道先生病逝的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使我想起29年前的一件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本市68中学教书。寒暑假期间，便去坐落于承德道的天津图书馆搜集孙中山与天津的史料，主要是翻看《大公报》和《益世报》。当时缺乏对这些史料价值的认识，不知道这些史料对研究孙中山的价值何在。恰好我藏有来老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结网录》两本著作，很仰慕来老的学识，于是便想请教一下来老。记得那是1985年9月初的一天，我来到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来新夏先生的办公室，敲门之后，屋里传来了响亮的声音：“请进。”进门之后我自报家门，并说明了搜集孙中山史料的情况。来老身着浅色西装，系着领带，精神矍铄，戴着金丝眼镜，蔼然可亲地说：你搜集的史料有价值，这是研究孙中山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吧，我给中华书局的同志写封信，他们正在编辑《孙中山全集》，或许对他们有用。于是来老给书局的陈铮写了如下这封信：
兹介绍我市68中学教师葛培林同志，与您联系，他搜集有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电文数件，不知对《孙中山全集》的编辑有否采择之处。
几天之后，我给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陈铮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来老给他的信。很快就收到了陈先生的回信：
9月15日来信收悉。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热情支持。《孙中山全集》已全部编竣，有的已发行，有的在印制中。您搜集到的孙中山著作，不知具体内容如何，如能抄送给我们一读，更为感谢。若“全集”未收者，将来补编时尚可采用。不知尊意何如？
通过向来老的请教及陈铮先生的回信，使我认识到，我搜集的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很有价值，并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后来，我又翻看了《孙中山年谱》中有关孙中山在天津的内容，发现记载很少。这样，我根据《益世报》、《大公报》所载孙中山在天津的史料，撰写了《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来天津纪实》长文，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986年11月11日《人民政协报》全文转载。同年11月10日，我应邀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并做重点发言。从此，我走上了研究孙中山的学术之路。而这条路的起步，与29年前受益于来新夏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14-04/05/content_1091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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