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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铁荣
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年4月6日李霁野先生诞辰整整110周年了。我手头有李霁野先生的几封信，记录了那个时代和他的交往。
我虽然在南开大学学习后来做教师，但由于所在的不是一个系，我在中文系，先生在外文系，因此与李霁野先生接触是很少的。四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奉命进京到鲁迅研究室跟随李何林先生进修，从那时起才走进了鲁迅研究界。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又在南开大学工作同时还住在天津，因此接触就多一些。有时他来北京参加会议或是鲁研室的专门会议，我总能见到他；再就是，每次回天津鲁迅研究室有事我也顺便去麻烦他；还有那些年春节前张杰、杨艳丽来天津代表鲁研室给霁野先生拜年我也陪同去过。这样和霁野先生慢慢熟悉起来，他坐落在大理道11号的家也去过多次，很宽大的书房兼客厅，先生就是在那里写作或接待客人。记得书桌旁边的墙上掛着一张台静农的书画，霁野先生很是珍惜，说是当时台静农托人从台湾辗转带来的。
1984年正值改革开放不久，许多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南开的两位毕业生经营了两家饭店，其中有一家绍兴风味的饭店。他们知道我是研究鲁迅的，于是就来谈想将这个饭店命名“咸亨酒店”。因为在天津，所以就很想请李霁野先生为酒店题写店名。
我受人之托，于当年国庆节后的12日到先生家。霁野先生开始并不同意，他说我从来也不给人题词写字，况且自己是受五四新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从年轻时就认为写毛笔字是复古，自己向来写信、做文章和翻译总是用钢笔和原子笔(即圆珠笔)的，并说自己当年认为这就是反封建。我反复和先生解释，说他们也是为了宣传鲁迅，只有您写了影响才会大，另外写出来大家看了也是个宣传，您不是也希望大家多了解鲁迅吗？先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了，我知道他是赞成宣传鲁迅的。
查旧日记，10月16日收到的霁野先生寄给我的挂号信，信中有用毛笔写出的“咸亨酒店”几个大字，打开一看霁野先生的字确实写得不错，古朴大气、中规中矩，他毕竟是写着毛笔字长大的那一代人。不久牌匾就制作出来了，挂在店铺门上很是显眼，我看了以后于当晚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当时的大事情，并表示过些时候想写一篇访问记，因为我对霁野先生关于不用毛笔的个性记忆很深，也很感兴趣。
不久我借调到北京鲁迅研究室，帮助编辑《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月刊》的前身)。在策划纪念鲁迅研究室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们想发表全体顾问的小传，让所有的顾问每人写一段题词，并刊登他们的近照。为此，我将以上想法给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
查1985年8月25日日记，有“本日寄李霁野、张竞信”的记载。这应该是将上面的意思报告给先生的吧。记得霁野先生曾来信，希望帮助代为复印他的译著《不幸的一群》1929年北京未名社初版本的封面，他还想让我们查旧杂志上发表过的一张画，据说是未名社社员王青士的作品。可惜王青士的画作一直也没有找到，我只是给先生复印了其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不幸的一群》的封面，当时的国产复印机不是太好，加之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五十多年前的版本比较陈旧，复印的效果不是很好。同时我写信的时候还受鲁研室之托，希望先生为纪念鲁迅研究室成立10周年，给《鲁迅研究动态》写些文字，因为先生是鲁研室的顾问。
20天后，就接到了霁野先生9月16日的来信。霁野先生写道“铁荣同志：承寄《不幸的一群》封面画，已收到，谢谢！一经反照，更不清楚，再制版重印，恐看不出轮廓了。所以要同出版社研究一下是否使用。青士已早在地下长眠，他所赠的一张画也将淹没，悲夫！鲁研室所要传略、照片和题词，现寄上，不知适用否。相是几年前照的，最近未照，好在并非强装年少也。祝好！李霁野。”先生做事是十分认真的，信中除了照片、小传外，霁野先生用钢笔写了一段题词。全文是这样的：“鲁迅先生集《离骚》句为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请乔大壮书写悬之壁上以自勉。希望鲁迅研究者也本着这个精神工作。李霁野(章)1985年9月。”文字依然是那样整洁干净，收到后我非常感动。我们把他的这段题词手迹和曹靖华先生的题词一起制版，同时发表在1986年第2期的《鲁迅研究动态》上，为那一期的杂志增色不少。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华史料学会理事、天津市现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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