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Science)2008年1月11日“新闻焦点”栏目报道，原题“中国大学：追赶常青藤(记者 郝炘、丹尼斯•诺麦尔)
当它们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中国的大学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从陈旧的课程到堆积的债务
天津，中国——当饶子和2006年5月就任南开大学校长，他设计了一个使老校重树荣光的计划。为了摇醒这里的现有秩序，饶宣布为21(此处应为22——译者注)个学院中的15个招聘新院长。申请书大量涌来。在北京以东12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天津，草木葱茏的南开校园里，饶通过集体面试，从每个职位的6个或8个候选人中选择他的院长。然后他宣布计划有变：为所有的院长落选者——几十个科学家提供教职，最后大多数人接受了邀请。
就像棒球队经理建立他的队伍，饶(子和)的目标是“潜力股”，大部分是更好的学校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包括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他让海外的资深学术界人士来兼职，请政府退休高官贡献阅历。总的来说，在前18个月的任期中，饶(子和)聘请的新教员超过200名——比全体教员的十分之一还多。每次招聘一个教授来更新教师队伍“不能实现我的目标”，(他的目标是)翻新课程、教学方法和树立新的标准，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临界质量(来改变)环境。”
南开的革新，是中国政府取得的显著进步的一部分，政府想建立与中国的雄心相称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像现时中国的一切，它被开展得风风火火。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阶段的转变。大学录取人数从1996年的360万飞涨到2006年的2500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适龄青年约占25%，超过了该国原定的2010年达到15%的预定目标。
至此，教育质量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根据今天所大力宣传的，一个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精益求精的中国教育家和领导人，希望他们的顶尖大学进入世界最佳之列。
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利用休假担任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带头人的经济学家钱颖一说。钱将中国教育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与美国19世纪晚期的相同变化作了比较，他说，中国顶尖大学的本科生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同龄人处于同一水准。钱(颖一)和其他人都说，中国教育进行数量扩张时，需要通过聘用更多的世界一流教授来确保质量。他预测说，这将需要数十年。
一个巨大的障碍是经费短缺：政府的支持并没有与攀升的大学录取率或中国高速增长的GDP同步。许多大学举债办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如果政府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问题就真的大了，”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马万华（音）说。
另一项短缺的关键因素是学术自由。中央政府任命大学校长，批准课程，决定考核标准，并且利用教育部的入学考试——所有国立大学都要求的统一考试，来设置入学门槛。“如果一所大学不将学术自由作为核心价值，不管它的楼有多大，校园有多美，设施有多豪华，‘世界一流’都是空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育学者，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警告。
(南开大学主楼照片)图片说明：不止是整形手术？南开大学希望大量的新教授和院长能让它的教育系统焕发新的活力，重振声威。
突飞猛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前，这个国家有很多综合性大学。1950年代，中国借鉴了苏联的专门化高等教育模式。例如，为了让清华成为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的翻版，非工程类的院系被迁到了别的大学。要求所有大学专注于教学，而把科学研究留给中国科学院。这些调整“彻底摧毁”了已有的教育体系，钱(颖一)说。1950年代，很多单科性的学院成立，为了单一的行业：纺织、铁路、冶金，等等。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又叫停了所有大学。它们1970年代后期重开，但当时只录取少量的精英学生。
录取率稳定地增长着，但是直到1998年，只有十分之一的高校适龄青年能接受高中后教育。次年，大学校门在摇摆中开得更宽了，当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建议中国提高大学入学率来刺激内需，从而应对经济暴跌。这一建议吸引了中国领导人，他们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更多自主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自此以后，录取人数增加了五倍。
(北京大学校门照片)图片说明：最好的部分。教育部实施“985工程”，最初是为了擦亮北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
(饶子和照片)图片说明：“我们需要新人，新领域，新学科。”——饶子和，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主楼照片)图片说明：唯一优先。北京闷烧的夏天，一名工人将清华苏式建筑前的草坪，维持在哈佛的标准
早在1995年，教育部就推行一个计划，为21世纪建设100所大学。“211工程”为此花去了23亿美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课程发展。1998年，当时的江泽民主席提出“中国必须要有若干所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之后，教育部推出“985工程”，旨在帮助大学巩固现有实力，发展新的研究领域。这项工程最早面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两所，后来推广到36所。绝大多数经费都用于建筑。例如，北大用“985工程”一期2.25亿美元配额的一部分，建立了分子医学生物所，主要加快心血管病的研究。
无论此举有多慷慨，中央政府的高校经费总体预算额度已经从1998年的每名学生平均847美元降低到2005年的672美元，据前教育部长陈至立说。与这一下降趋势相一致的是，许多地方政府没能兑现当初所承诺的与中央政府相配套的资金。
1998年以来，经费匮乏迫使大学向银行贷款约计250亿美元。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位于长春市、2000年由5所当地学校合并而成的新吉林大学。(政府当时力促这种合并，以期造就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大学。)吉大在5年中贷款4亿美元，大都用于盖楼。它那不稳定的财务，当吉林省政府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就立即遭到了深远的破坏。现在这所大学每年负担2000万美元的应偿利息，经费不足达7000万美元。这种混乱的财务状况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一份内部备忘录3月被贴到互联网上，呼吁师生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吉大校长此后公开承认了这一问题。
吉大绝非特例。去年3月，一个由北大的教育学者鲍维（音）领导的小组向全国人大报告说，72所主要国立大学共有45亿美元等待偿还的债务，平均每所6250万美元。
大学已经试图通过提高学费来平衡它们的账本。在20多年来，学费翻了25番，达到2005年的625美元，这是中国2006年《教育蓝皮书》透露的数字。与之对照的是，同年中国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为376美元。尽管学费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巨大负担，北大校长许智宏说，它只是上学成本的一小部分而已。没有教育部的批准，公立大学无权提高学费，教育部2006年要求5年内学费和其他费用不变。
因此，高校诉之于设立附属的“独立”学院，迎合那些无法通过高考考取公立大学而又能够支付更高学费的学生的需求。现在招生的，约有300所这样的学院。“我们不知道这些新建大学的标准”，马(万华)说。尽管教育部明令禁止公立大学新办隶属的“独立”学院，而且命令它们与现有的相分离，但那些已经建成的将获得允许，继续独立办学。教育部的另一项刹车之举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将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限制在5%以内。
在去年秋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将债务危机轻描淡写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特殊情况，而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周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增加对高校的投入。观察家们期待，任何爬坡都将是渐进的。
教师是关键
财务之症有望治愈得更快一些，与“患病”的师资相比。在大多数中国高校中，资格较老的教师都是本科毕业后进入大学工作，任教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饶(子和)与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近亲繁殖导致了过时的课程、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新鲜的研究思想的缺乏。当饶(子和)初到南开，这所大学生命科学的课程集中在传统学科，例如昆虫学和植物学，忽视了新兴的领域；课程科目和教学方法几乎沿袭了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模式；而且系与系之间的交叉很少。“我们需要新人，新领域，新学科”，饶(子和)说。与此同期，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许多最好、最有成就的学者在海外建立了他们的事业。
1990年代，向高校注入新鲜血液的需求开始被注意到，当政府通过一些激励项目引入海外华人的智慧。许多项目提供了吸引海外学者回国的可观待遇。它们产生了混合的结果：一些“海龟”——汉语里对海外归国人员的绰号——寻觅着可轻而易举搭上的兼职便车。事实上，一些兼职明星提供给中国大学的，也不过是利用其知名度为宣传做贡献而已(见《科学》2006年9月22日第1721页)。“我们称他们为‘海藻’”，上海复旦大学的生态学家李博（音）说。
另有一些兼职者，真正为这些大学创造价值。一个例子是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森林生态学家陈吉全，过去的四个夏天他已在复旦开设了生态学系列讲座。去年，陈请来这个行当的领跑者，包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杰瑞·富兰克林，为竞争后进入讨论班的几十名研究生讲课。“这样，学生们就被带到了科学的前沿，”陈说。这种短期的依赖兼职人员的做法，有益于师生接触新的思想和全球趋势，钱说。但是他指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可是一份全职的工作。
这种趋势也许正在转变方向。越来越多出生于中国的优秀学者，正在放弃海外职位，将全部精力用于祖国教育体系的建设。尽管回国后收入减少，还有其他的方面激励着他们。饶毅说，对他来说那是一种“归属感”。他放弃了伊利诺依州芝加哥市的美国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终身讲席教授职位，9月份成为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是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位全职回国的终身讲席教授。另一位高级海外归国人员是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目前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他从2003年就开始向清华大学提供建议，并且计划尽快到那里全职工作，领导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饶(子和)的团队建设仍在进行，招来的一些人中，一部分只是兼职。一位南开新院长不愿在《科学》具名，因为他尚未与现在工作的学校商谈离职期限。他在南开兼职的状态将至少是两年。其他的新成员们说，对南开的一个挑战就是，将这里的设施、学生和后勤服务，都提高到他们已在海外逐渐习惯的水准。如果支撑条件低于预期，他们说，最好的将离去。因此，判断海外雇员是否将对南开产生影响“现在为时还早”，在南开度过整个职业生涯的数学家葛墨林这样认为。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多向海外输送研究生，来解决缺乏称职教师的问题。去年，政府许诺未来5年给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13亿美元，每年资助5000名已被西方院校录取的学生。根本原因在于，当这些外国培养的博士按照奖励协议回国后，将增强师资力量。然而，这个计划因为缩短国内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以及研究生每月低于100美元的生活津贴，受到了批评。
师资中的新鲜血液，不会自动改变所有根深蒂固的惯例和琐碎复杂的规则，而这些惯例和规则凑在一起，就将中国大学置于更高的梯队之外。教育部的要求是如此详细，比如他们规定只有正教授才能指导博士研究生。“在美国，谁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所有的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钱(颖一)说：“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在第一线。”钱希望，对外国顶尖大学惯例的认识，能够立刻在中国生效。“拥有(冲击世界一流地位)的目标，就会非常有帮助，”他说。
。(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国 编 译 本文不代表南开新闻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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