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门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统由梅贻琦来掌管。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伯苓彻底放弃了对南开的责任，他在重庆期间，仍然不辞辛苦地两地奔波，经常乘坐飞机来到昆明，处理有关南开方面的重要校务，并经常为南开的发展四处奔波。无论如何，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当时，不论是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以及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中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黼、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阵容十分强大，可以说是汇集了中国现代各种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治学方法多种多样、学术观点新颖独到、讲课方式各具特色，认真而严肃是他们每个人治学的共性。教授们丝毫不因战争的原因而放松对学生们的要求，但自由的选课制和宽松的学分制，则让学生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兴趣和爱好从各位名师处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思想的启示，从而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基，养成良好的学术气质。因此，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不久之后就以教育质量的高水平而闻名全国，甚至有不少沦陷区的青年也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穿越火线来西南联合大学读书。

    南开大学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西南联合大学不再像长沙临时大学那样，拥有整个学校可以自行支配的经费，而南开大学和北大、清华的财政情况也有所不同，政府给南开大学的资金是算在给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小部分补贴款之内的。1938年1月至6月，教育部发给南开大学教职员救济金和校产保管费八千五百元，仅相当于平津六校十二万元救济费的百分之七。不仅数额少，而且发放单位教育部还多有刁难，不仅要南开大学列出员生救济费、保管费的概算，还要求有救济教职员的详细名单，并且先要送到教育部审定，然后要南开大学派人亲自携带单据到重庆去洽领，稍有迟延，就拒不发放。抗战八年，张伯苓等南开同人为了南开大学的发展，解决严重不足的经费问题而绞尽脑汁。但是，也应该看到，对于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私立学校而言，能否在战争状态中生存下去是首先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南开大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与北大、清华联合，并得以在战争中继续发展，这本身就是很难得的。

（责任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