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进程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并不是自由地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更多时候，认识主体是被限制的，不准去自由地进行认识；认识客体因种种原因被分割，某些领域和对象不准去认识。而战国时期的认识却几乎是全方位开放，一切都可以置于认识对象之中。

　　从道理上讲，言论自由不能以统治者允许的范围为界限，而应以认识对象自由认识为标志。战国时期，人们可以用理性判断各种问题，上天是怎么回事，是神吗？天子、君主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君主才是合理的？总之，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去认识的问题。

　　在各种认识对象中，最难认识的便是君主了，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对君主重新认识的机会。庄子从他的理论逻辑推导出，君主是大盗。孟子批评当时的君主们是率兽食人之辈，点名批评梁惠王“不仁”。荀子从他的理论出发，认为当时的君主都不合格，等等。这些批评虽然不讨君主喜欢，但君主们也没有动刀问罪。

　　一切认识对象都可以认识，才可能使认识趋向完整和深入，否则会使认识变成残缺不全的畸形物。

　　认识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不同观点与见解之间的相激，即挑战和应战。认识领域不存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局面。认识的天性之一就是“犯他性”。“犯他”而后才能有新见。“犯他”不可避免地要有“破”。“破”与“立”是一个相反而相成的过程。先秦诸子之间既有公开的对阵、指斥、无限上纲，又有娓娓细语的辨析。有的针对整个学派，有的则仅针对个别论点。在争鸣中并不都是壁垒分明，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人废言者有之，弃取并行者亦有之，有的学派意识很强，有的则全然把学派抛到一边。总之，在争鸣中没有裁判员，自己就是认识的上帝。

　　战国诸子相激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考察：

　　第一，没有任何一个论题是神圣不可批判的。不管哪种论题都没有获得人人共尊的地位。任何理论都是可以讨论的；信仰者有之，但都不是必须的和规定的，而是自己的选择。儒家对仁和礼尽管有不同解释，但又都把仁、礼作为自己的旗帜。可是在道家看来，仁与礼是造成人世祸害的根源。仁、礼与“道”是对立的，是破坏“道”的恶果。《庄子》认为，仁、礼这类东西不属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那些好事的世俗的“圣人”(非道家所称的圣人)制造出来的。仁、礼之兴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它既是人的桎梏，又引起人互相猜忌。带着桎梏而又互相猜忌，既可怜，又可悲，更可恶。以至于作者发出这样的谴责：“虎狼，仁也。”法家中的某些人是有限地主张仁、礼的，但也有人把仁、礼比作虱子、蠹虫，而主张加以灭绝。总之，在战国，找不到哪一种理论或论点是不可以再认识、不可以讨论、不可以批判的。

　　第二，没有不受到批判的权威。在争鸣中形成了流派，也出现了权威。孔子之于儒家，老子之于道家，墨子之于墨家，李悝之于法家，几乎均处于权威和圣人的地位，孔子和老子甚至还有点神味。这些权威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行政或宗教性的规定。这些人完全变成可以讨论和批判的对象。《庄子·盗跖》的作者把孔子视为“伪巧人”，对孔子进行了全盘否定和批判。孟子除对墨子、杨朱的学说进行批判外，还斥之为“禽兽”理论家。

　　诸子激烈的相互争论中，把认识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从战国百家争鸣中可以看到，在理论上互相批驳，指名道姓，甚至人身攻击都是常见的现象。争鸣只要深入，这类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看，只要不借助理论以外的武器，这种形式对认识的深化也还是有益的。

　　没有绝对权威是百家争鸣的条件和自由度的标志，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百家争鸣最富有启示的地方。

　　在开展百家争鸣问题上，我们的教训很多，很值得总结。我认为只从政治上“防左”“反右”着眼总结经验教训是不够的。百家争鸣是一种认识运动，我们应从认识规律上来探讨它内在的机制和正常运行的条件。 

　　作者：刘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