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的烘托常常从环境、背景中渗透出来。气氛是笑料的种子，抖响“包袱”的准备。当人物进入了与他不协调的喜剧环境时，便容易酿造包袱的气氛。《吃元宵》里那位“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干起十分“失礼”偷改元宵价码儿的丑事来。

　　情节和细节方面的烘托，比如《夜行记》的“夜行风波”，它不是陡然而生的。主人公开始是“遛马路”处处不随便，“坐汽车”又认为“受限制”，最后才“下狠心”买了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全响的破车。而由破车产生的矛盾危机也如同水池蓄水一样，一点一滴地积蓄等待池满提闸。第一次是骑车撞人，把老头撞进药铺；第二次是人撞汽车，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第三次是夜行不点灯，点纸灯笼烧着了自己衣袖，最后才人、车一起掉进沟里，达到了喜剧高潮。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情节与细节，铺平了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轨道。

　　语言和节奏是逼近“包袱”的燃点。艺人有“一句不到，听者发躁”的艺谚，语言节奏的迟疾顿挫，语气声态的轻重缓急，在高潮前夕都显得十分重要。用艺人的话说，有时只差“一头发丝儿”的尺寸，不及或过头都响不了包袱。

　　有人把艺术创作的过程，比喻成“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这对于研究包袱的辩证法也同样适用。从铜坯打造成锣固然要千锤百打，但最后声音是否响亮还需要有经验的高手，关键性地居中一击。渲染的目的是为了点破。所谓“水到渠成，天机自露”全凭这关键性的一击。点破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画龙点睛”——在形象完备的包袱上添上极为传神的一笔；有“前呼后应”——把开始埋下的包袱引线巧妙地连接；有“背后敷粉”——不是从正面而是旁敲侧击掀开矛盾的帷幕；所谓正点、反点、旁点等不一而足。《属牛》里的知府明示知县：“下月我太太生日，太太比我小一岁”是“正点”，犹如不加掩饰地告诉对方：你送的金鼠很好，若送比其更大几倍的金牛岂不更好！《买猴儿》中的马大哈在种种闹剧风波之后自叹：“幸亏是到东北买猴儿牌肥皂，如果买白熊牌香脂，我非得去北冰洋一趟不可！”这里则采取旁敲侧击手法，从侧面轻轻点破。

　　总之，烘托与点破的辩证法既是包袱结构的手段，也是迎接全篇高潮到来的必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