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不死”，当然不是说“潘金莲永垂不朽”，而是说这个形象不仅随《水浒传》《金瓶梅》为人熟知，还不断激起人们再创作的热情，不断衍生出新的潘金莲形象。
《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比较简单，几乎是“单色调”的。书中介绍潘金莲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还有一段韵文，说只要是她看上眼的人，就会立刻将其弄到手。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写了一个剧本就叫《潘金莲》。更有意思的是，在舞台上，他本人就扮演潘金莲。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巴蜀鬼才魏明伦又接着这个思路写了一个剧本，也叫《潘金莲》。他们都是站在现代的性别观念高度，要给潘金莲找出一个堕落的理由，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度给予一定的同情。
到了《水浒传》电视剧，这个问题有了另一种解决的思路。潘金莲被描写为本性很好，一点也不淫邪，对武大郎也是甘心接受，持家有方。这种思路乃是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出发，给潘金莲后面的变化找出可以解释的依据：她是被压迫的，是被一些恶势力拖下水，改变了善良的本性。而港版的《新金瓶梅》更进一步，甚至把她塑造成包羞忍辱以求一逞，“累”死西门庆来为武松(以及武大郎)报仇的西施一类的人物。如果从思想的深刻性来说，这两种处理比起欧阳予倩与魏明伦来，都是倒退了。
《水浒传》之后的这种评判转向，其实在《金瓶梅》里面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金瓶梅》把潘金莲之恶写得淋漓尽致，但这个形象不再扁平，无论为恶为善，都有其内心的逻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潘金莲完成了“从女妖到女人”的转变。
五十八回中讲到一个老头儿来磨镜子，说起了自己的不幸经历。“金莲叫那老头子，‘问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老汉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莲于是叫过来安儿来：‘你对春梅说，把昨日你姥姥稍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个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这一段和整个故事情节是游离的，这么写究竟好不好暂且不论，但是可以看出，由于潘金莲来到西门家时自己也是很穷的，平时总是伸手要东西，所以当见到和自己类似的穷人时，自然也会生出恻隐之心。
潘金莲个性很强，时不时会和母亲发生冲突。但是到第八十二回她母亲死了，她的那种悲哀却是发自内心的。她要回家奔丧，家中的主妇吴月娘不让她去，说西门庆刚死，她不能出门。于是潘金莲便拿了五两银子委托她的一个情夫陈经济送葬。后来写到潘金莲听说自己的母亲安然下葬，就“落下泪来”。
另外，潘金莲本人就是一个大悲剧。在小说的最开始，潘金莲作为一个低贱的使女丫环被人卖来卖去，心比天高，却身居下贱。最可悲的是，西门庆一死，她连在西门府里吃一口饭的权利都没有了，立即变成一件货物，被吴月娘卖掉了。
这些在《金瓶梅》里虽着墨不多，甚至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是写了这些方面，人物就饱满起来了。
潘金莲性格的丰富、复杂，加上作者态度的矛盾、作品价值取向的游移，使得她具有较大的“可写性”。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这个文学形象还会激发作家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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