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问陈晏清，什么是他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回答：“协商民主问题。”他认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向，意义十分重大。他说：“关注这个问题，是我几十年坚守的哲学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哲学精神的执著。做协商民主课题的研究，也许是为我的哲学生涯画个句号了，现在还只是开始在画，我希望把它画圆了。”
南开大学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它的建立可谓南开的一件大事。这所研究院非同小可，在这里，学者们专门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2013年夏，研究院确定将中国政治建设的道路作为近一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而担任这个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并直接主持协商民主课题研究的，正是年近80仍精神矍铄的当代中国哲学界大家——陈晏清。
从穷孩子到大学生
陈晏清至今仍记得当年父亲念叨的那四个字：“十口如雷。”儿时的他不明白，没有文化的父亲怎么会冒出这么文绉绉的词儿。1938年6月，陈晏清出生在湖南新化县孟公桥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租种几亩水田，交完租子，剩的口粮仅够全家十口人支撑半年。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做起了卖豆腐的小生意，可那时候乡下人有的穷得盐都买不起，并不是人人吃得起豆腐的。陈晏清的哥哥姐姐常常要挑着担子到周边的村子叫卖，他有时也跟随着。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难免有几天要吃“对时饭”，即对上时辰开饭，一天一餐。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再穷不能不读书。1944年，祖父把陈晏清送进了离家很近的陈氏小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陈晏清进入中学，因为从1951年开始有了人民助学金，连吃饭都基本上由国家管了，他才得以摆脱辍学的命运。陈晏清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而且理科成绩很好。可为什么理科成绩非常优秀的陈晏清最终选择了哲学？用陈晏清自己的话说，“是兴趣把我领进了哲学的大门。”那时觉得功课轻松，所以课外阅读的时间比较多，但主要读的是政治理论读物，后来逐渐转向了对哲学的兴趣。
中学时的陈晏清也看小说。他记得那是1954年，放春假的时候借了一本几百页的小说，一天就看完了，累得自己腰酸背疼。陈晏清觉得看小说容易上瘾，一旦上瘾就会坏事，于是立马把小说“戒”了。问起陈晏清为什么喜欢阅读政治理论读物，他说：“我比较喜欢思考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我希望理解这些事情，就去看讲这些事情的文章和书。”
但陈晏清之所以走上哲学的道路还是源于一次“无奈”的选择。高中毕业的陈晏清以优异成绩被保送留学苏联，方向无疑是他擅长的理科。为此，1956年到1957年，他还专门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了一年的俄语。可中苏关系突变，国家不再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陈晏清与预科班的同学们转而留在国内培养。这些尖子生可以选择学校和专业，陈晏清的同伴们纷纷选择了清华、北大，他却依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成了一名哲学事业的“志愿兵”。说到专业兴趣，陈晏清有许多看法，颇为深刻。
他说兴趣很重要，它引导人们去开拓，去拼搏，去创造，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但是，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有些兴趣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主要是在后天的学习和生活中形成的，并且往往是同一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的。既然主要是后天形成的，那就是可以改变、可以培养的。更要紧的是，必须把兴趣提升为一种信念，就学习哲学的人来说，应当把它提升为一种学术信念，这样，才能使对哲学的兴趣持续和更加理性。陈晏清说他自己几十年来，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全都依靠着自己对哲学、对人生的一种强大信念。完全用“兴趣”去解释，是解释不了的。
陈晏清常常感叹：许多大事，许多历史性的转折，都是发生在必然和偶然的交会点上。国家的发展如此，个人的发展也如此。处于何种具体的境遇，走上何种具体的道路，往往是偶然性起了作用，但一定要走正道，唯独这一条，是不能交由偶然性去摆布的。
治学之路：注重哲学的现实关怀
陈晏清五年的大学生活，正赶上“反右”、“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几乎一半的时间是在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中度过的。但陈晏清仍认为，人大五年的教育，其积极的方面还是主要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精读马列原著，二是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尤其是后一个方面，陈晏清深受其影响。他认为，强调哲学的现实关怀，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的本性。现实生活是哲学这棵大树生长的厚土。脱离自己时代的哲学，失去现实关怀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
陈晏清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是从“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的。他借用新儒家常用的“返本开新”这个词来概括自己几十年的学术历程。“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不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是扎根于现实实践，都是同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从来不写无的放矢、无病呻吟的文章。
“返本”的第一步是拨乱反正，首先是颠倒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文革”刚刚结束，陈晏清就着手对“四人帮”哲学的全面批判，197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著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批判林彪、“四人帮”哲学世界观的著作。陈晏清进而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思想根源说，它的发生是长时期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于是，在《“四人帮”哲学批判》出版之后，又立即着手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的清理，撰写了批判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的系列论著。从这些批判和清理当中，陈晏清进一步认识到，在哲学上出现的这些问题，都表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偏离。因此，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返本”，就是返回到学说的创始人那里去，返回到原创性学说去，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剔除后人附加于它的东西而把它的真精神剥显出来，释放出来。这就是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和推动的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哲学体系改革的根本的理论意义正是在于消除苏联教科书哲学的消极影响。
陈晏清认为，返本不是目的，返本是为了开新。他把“返本”比喻为清理地基，只有在清理好的地基上，才能建造起新的哲学大厦。“开新”是理论的创新，它包括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理论原理的更新，因此，它应当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这就必须探寻哲学的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只能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哲学创新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寻找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的通道。陈晏清认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哲学研究，就是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会通的最佳渠道之一。 陈晏清和他领导的学术群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社会哲学的研究，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是比较早的研究著作之一，而他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共10本)于1998年、1999年出版，成为当时最具系统性的社会哲学著作，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适应于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范式转换，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领域哲学的兴起，即通过对人类生活某个领域的关注，而形成了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等。陈晏清主持的南开的社会哲学研究，是最先开创也是影响较大的领域哲学之一，为推进这种历史性的哲学转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义的社会哲学也包括政治哲学。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发展，都把政治哲学的研究飞快地推向了一种重要而显赫的地位，于是自上世纪末以后，陈晏清和他领导的学术群体又将社会哲学研究的视野逐步聚焦于政治哲学，致力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他们既重视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注重研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把中国政治建设的道路作为近一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正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继续。可以清楚地看出，陈晏清和他领导的学术群体，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和学术目标，有切实可行的研究部署和研究方法，他们是在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发展。
把中国的协商传统推进到现代民主政治层面
社会哲学研究、政治哲学研究、创办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可以说是陈晏__清领导的南开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部曲。
当记者问到研究院为什么把协商民主问题作为第一个课题时，陈晏清说：研究院选定研究课题是依据于两条：一是重大，一是急需。协商民主问题就正是当前急需理论界加强研究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它要回答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从理论上对于这些年社会上包括知识界、思想界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呼声的回应。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中国是一定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推进民主化的进程的，但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要探寻、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认识到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于中国情况的民主模式。在中国搞协商民主有根有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协商政治的传统，有可资借鉴的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例如，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通民情、达民隐、申民意”的政治诉求，“以和为贵”的文化包含了“和而不同”的协商原则，“情理合一”的认知模式有利于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等。尤其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有遇事同群众商量的优良传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分地、深入地挖掘历史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制度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实行现代性的转换，把它提升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层面，创造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陈晏清说，“民主”的一般含义就是指“人民的权力和统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是指不同的协商主体通过协商而达成共识，并通过协商参与公共决策，以实现人民的权力和统治。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通过协商参与公共事务，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最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本真含义。
而西方的“协商民主”主要含义是指在大规模复杂社会的条件下实现政治决策的合法性，民主政体必须能够保证平等、自由、理性的公民充分的政治参与和审慎的协商，从而在公共性问题上达成共识性的意见。可见，西方所讲的协商民主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有相似之处的。但从根本上讲，西方学者所讲的协商民主，是作为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形式”，在实践中，就像代议制本身一样，也难以真正落实。
陈晏清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提出过这一概念，更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重要论断，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协商民主的实践自觉的提升。这意思是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并不是从这一概念的提出之后才有的，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思想和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对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必将指引和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广泛、多层和制度化的发展。
当记者问到目前研究院协商民主课题的研究现状时，陈晏清说，协商民主是个大课题，不仅在实践上有许多复杂的关系要认识和处理，而且在理论上也涉及多方面的、很深层的问题要阐释清楚。随着对这一课题研究意义的认识逐步提高和研究工作的深化，研究工作部署也不断地做出调整。现在是准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个研究文库，文库由论著丛书、译著丛书、调研报告、研究资料等四个系列构成。 陈晏清已是77岁高龄的退休教师，早该在家里含饴弄孙了。但他为什么还如此热心于这项高难度的工作，而且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他是这样说的：“一是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二是做这件事情符合我的学术理想。我一直认为，高校文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要把重点转向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高校文科特别是其理论学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要教育学生会说中国话，会讲中国故事，会把握中国问题，会探索中华民族自己发展的道路。所以，作为一个文科教师，我还愿意为这件事情稍尽绵薄之力。”(人民画报 王蕾)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