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是叶嘉莹在思想上逐渐发生转变的关键阶段。父亲客死海外，加深了叶嘉莹对故国的思念。在漂泊近30年之后，她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大女儿与女婿的双双罹难，使她在痛苦中进一步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她决定将余生献给中华诗词传播事业，努力由小我走向大我，以此渡过困厄。

　　老父天涯殁

　　1969年，叶嘉莹历经艰辛，终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安定下来，并接来她的老父亲叶廷元先生。虽然在海外有家人可以相依，但在她的内心中总是有着对故乡亲人和师友的深切思念。年底，叶嘉莹刊刻了《迦陵诗词稿》，在序言中尤其表明了对顾随先生和伯父的感念之情，她说：

　　羡季师于诗歌之赏析，感锐而思深，予嘉莹之启迪昭示极多，而对嘉莹之期许寄望尤深，嘉莹亦未尝不以致力于旧诗词之写作为兴趣与志愿之所在。

　　但后来的人生遭际远远超出她的预期，如她所说：“人事多变，自一九四八年……二女先后出生，既不得不忙于舌耕为糊口之计，而所遇之忧患艰危，更有决不为外人知且不可为外人道者，碌碌余生，吟事遂废。”这是她能够说出来的表层原因，实际上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深层原因，导致她无暇吟咏。

　　另外，时代文化风气之变也影响到她的诗词创作，如她所说：

　　近年来西方文艺现代思潮之日新月异，嘉莹既于旧诗词陷溺已深，难以自拔，虽欲追随现代，乃力有所不能，而又性耽新异，对于完全局囿于旧格律之写作，似亦已心有所不甘，因之遂绝笔不复存吟咏之念。唯是早岁之习染已深，偶尔因情触景，亦仍时有一二诗句偶或涌现脑中，则亦唯有任其自生自灭。

　　可见她在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之间所受到的影响。1960年代，她的诗词作品确实不多，但在整理旧作时，却生发了她对诗词意义的认识和体验。她说：“每检箱箧，时睹旧稿，则羡季诗评改之手迹犹新，而伯父狷卿翁之音容笑貌，亦恍如仍在目前。”对她而言，诗词具有穿越时光，储存记忆的作用。她说：

　　年华空逝，往事难寻，偶一翻阅旧作，则当年故都老屋，家居在学之生活，点点滴滴，都如隔世，而追怀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对嘉莹教诲之殷，期望之切，更未尝不衷心自疚，愧无能报……聊以忏悔一己之老大无成。

　　她在诗词中感受到过往时光的真实存在，觉得诗词可以弥补流逝的年华，是幻灭时光的痕迹。

　　叶嘉莹难以抑制对故国和亲人的眷念之情，其父廷元先生同样也怀有对故国的深切思念。在《迦陵存稿续跋》中，廷元先生说：“睹其在此抗战时期所作诗稿，时有真性情流露字里行间，是皆家兄狷卿公及顾羡季先生之诱导提掖所致，至今感念，难以一刻忘怀。”他还深怀着对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热爱，支持叶嘉莹写作诗词，他说：“今日时下青年之有旧学修养者日少，此稿问世，或可略见故都古风之一二乎！”廷元先生是一位曾致力于航空和科技翻译的学者，留存下来的文艺作品很少，在此短短的跋文中可见他对“真性情”的推崇，父女二人有着相同的文艺精神。

　　1971年，廷元先生突发脑溢血，不幸在温哥华逝世，享年81岁。这对于叶嘉莹来说是人生当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父亲去世之后，她追忆起父亲坎坷艰难的一生，父女之间在感情上相依为命，却缺少语言交流的遗憾；迎养父亲到加拿大之后，家中琐事不断，给父亲的居住条件也不便于他活动，等等，深怀愧疚。她在《父殁》中写道：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父亲对她而言，既是肉体的血脉之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思想的精神之源。父亲在的时候，她在精神上还有所维系。父亲不在了，她感觉到精神血脉的割裂，内心生起强烈的孤寂与漂泊之感，加深了她对故国的思念。

　　老一辈师长的相继谢世，也给叶嘉莹的心灵带来极大震撼。1972年，许世瑛（字诗英）先生去世。许世瑛先生曾经租住在叶家的外院，戴君仁先生也常来看望他。在叶嘉莹的心理和感情中，“总觉得这两位老师与我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台湾时，她多次受到许先生等人的照顾和帮助，许先生逝世后，她在温哥华写了一首长诗《许诗英先生挽诗》，诗中有着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顾。诗中写道：

　　年前老父天涯殁，兰死桐枯根断折，更从海上哭先生，故都残梦凭谁说。欲觅童真不可寻，死生亲故负恩深，未能执绋悲何极，更忆乡关感不禁。

　　父亲的离去使她缺少了精神上直接的根本，所以她说“兰死桐枯根断折”，师长的离世又加深了她精神上的伤痕，而故都始终是她和父亲、师长们共同的根，归国是她心魂深处不能忘却的梦。

　　定有精神蒙洗涤

　　叶嘉莹在加拿大对国内的情况时时关注。1973年，她开始申请回国，并见到了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章文晋和张颖夫妇。同一天，她在大使馆遇到了辅仁大学的同学史树青，他恰好在古文物展览的访问团中。史树青与她是辅仁大学的同班同学，同时受业于顾随先生。而且史树青是和顾先生联系颇为密切的一位学生，可以想见她的意外欣喜之情。在张颖夫人的介绍下，叶嘉莹读了浩然的《艳阳天》，又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看了这些书她非常感动，她觉得“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这种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她回归祖国的信念。

　　1974年，叶嘉莹冲破阻力，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首都北京。这是阔别26年之后的回归，她在《祖国行长歌》中说：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虽然北京城发生了很多变化，叶氏故居也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但是弟弟们都在，家的感觉还在，她说：

　　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回到家，她喜的是看到弟弟、弟妹身体康健，而且都为人民教师，侄儿、侄女茁壮成长，可谓人丁兴旺；悲的是老一辈亲人纷纷离世，父亲客死异国，再不能享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她所思念的伯父、伯母早在50年代就去世了，她说：“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她把在外经历过的灾难岁月、辛酸生活等都一一讲给家人们听。感慨之余，更多的还是欣喜。

　　此次回国，叶嘉莹随旅行社参观了大寨、红旗渠、南泥湾、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亲眼见到了宋立英等劳动模范，感受到新中国的新气象以及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欢欣，如她在诗中所说：“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农民和工人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精神，更令她敬佩不已，她在诗中写道：

　　老少同心夺胜利，始知成败本由人。三冬苦战狼窝掌，凿石锄冰拓田广，百折难回志竟成，虎头山畔歌声响。

　　她将眼前的新中国和几十年前的旧中国相比，觉得新中国建设相当有成绩，一切都令她连连感叹，使她的心灵受到洗涤，如她在诗中说“万千访客岂徒来，定有精神蒙洗涤”。

　　更哭明珠掌上珍

　　回到加拿大，叶嘉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朋友们听，还应大学之邀进行过几次演讲，她的心情颇为激动欢欣。此时，她实现了多年的归国夙愿，工作上与生活上也颇为顺遂。随着她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功，人们逐渐发现了她的才能，给予她尊敬，由原来称她“赵夫人”，改称她为叶教授。家庭方面，女儿们很让她欣慰。早在两年前，大女儿已经结婚。1975年，小女儿也结了婚，生活都很幸福。1976年，叶嘉莹到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亚洲学会会议，先顺路在加拿大多伦多看望了大女儿，又到美国费城看望了小女儿，这真是她人生中难得的欢娱时刻。她觉得两个女儿都有了归宿，自己也拿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再过几年退休了，就可以帮助女儿带孩子，当外婆，享受生活之乐……

　　可是，就在她精神上暂得片刻欢娱的时候，命运之神毫不留情地给了她狠狠一击。噩耗传来，她的大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竟然在一次外出旅游中遭遇车祸，双双罹难去世。她在哭女诗中说：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无常的黑暗再次袭来，痛不欲生中，她并不能无所顾忌地大哭一场，还要强忍悲痛，保持理智和冷静，以家长的身份赶到多伦多料理后事。等处理完相关事务之后，她才把自己关在屋内，沉浸在悲痛中，舔舐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她早年和幼小的言言相依为命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长大后言言既懂事又聪明，不仅承继了叶家的文学基因，而且勇敢能干，独当一面，但随着无常的到来，一切都化为虚空。失去至亲的悲痛一齐涌向叶嘉莹的心头：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面对无常，她出于本能以诗歌来治疗自己的伤痛。之前就有过的人生幻灭之感，再次包围了她：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在悲痛当中，她对人生产生了一种疑问：“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此时的她已经52岁了，不再是失去母亲时的17岁的稚嫩少女，也不再是沉浸在深悲极怨中的30岁的青涩女子，如今她已经具有独立的思辨精神与较强的决策能力。

　　作为具有锐感哲思的诗人，痛苦在她心灵上产生的烙印可能比普通人更加尖锐深刻，但痛苦的结果不是让她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而是让她在擦干眼泪之后，在不能自已的悲痛当中，对生命本质有了再次的思考与认识。叶嘉莹曾说：

　　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经过这次打击，叶嘉莹形成了一种对人生的态度：“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无生之觉悟”即对生命幻灭本质的觉悟，认识了这一点之后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自己的事业，以生命必将幻灭的悲观心境来过乐观的生活，认真、努力、热烈、严肃的生活，一分一秒都不放过，使生命有价值和有意义，不留下遗憾。

　　骥老犹存万里心

　　在悲苦中，诗词给予了叶嘉莹一线希望。1977年，她再次回国探亲。她发现：“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在此艰难的转变过程中有几种支撑她的深层因素：

　　其一，是她对生命虚幻本质的再次认识，还有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终极问题的再次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如何度过自己有限的人生？这些问题是理解叶嘉莹的一个结穴。她在《向晚二首》中写道：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相继探寻叶嘉莹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岁月后可见，她性情高洁而内敛，在精神上一直保持独立并有所追寻。之前，在陶渊明等诗人的启示中，她持守“清者”的品格，以为已经找到了心灵栖迟的立足之地。但痛失爱女，使她发现原来所谓的立足之地是那么脆弱，遂又陷入人生的痛苦、追寻与思索当中。

　　“向晚”指她人生已近晚年，“独自寻”指她作为个体生命对人生归宿未曾停止过的追寻，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如何交付自己的一生，完成自我的生命；“枝头落日隐余金”，既是眼前所见之景，又暗示了她年龄已大，美好年华已悄然逝去，只剩下有限的余晖可以发挥作用；“渐看飞鸟归巢尽”，飞鸟都找到了各自所认为的理想归宿；“谁与安排去住心”，她还在徘徊、寻觅当中，是一直留居海外，还是回归祖国发挥余热呢。

　　她在少年时既以诗人的敏锐和哲人的思索，窥探自然与人生的本质，而命运对她不断的打击更加深了她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如她在《向晚二首》其二中所说，“花飞早识春难驻”，如花朵一样美好的生命终将殒落，如春天一样美好的时光也终将逝去，它们都是短暂而美好的寄存在时空当中。作为美好而多情的生命，曾经有过许多美好、芬芳而热烈的梦想。追求和希冀使生命充实，努力以行动实现梦想是对短暂生命的温慰，犹如花朵凋零后留下的果实，蕴含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付诸行动，不仅梦想变得无迹可寻，曾经有过美好梦想的生命又去哪里追寻呢？是实现梦想圆满无憾地离去，还是一无所成而凋零殒落？叶嘉莹通过对“梦破从无迹可寻”的认识，而产生一种觉醒：当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就要努力去实现它，这样才能让人生不留遗憾。“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留居在海外，只能一任年华流逝，沉浸在自我的悲苦中，消磨宝贵的余生，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她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做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其二，是她内心深处对祖国的热爱与关心。她在《临江仙》词中曾说：“叶落漫随流水，新词写付谁看。惟余乡梦未全删。故园千里外，休戚总相关。”时光如流水不可挽留，有限的生命像树叶终会殒落，她的内心当中总有着孤独感和对故乡深深的牵念。当时北京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家中的消息却总牵动着她心底的哀乐，这是个人与家国之间一种天然的联系。

　　《向晚二首》写成之后，叶嘉莹收到国内友人的来信，国家建设的消息令她感到振奋，使她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即向教育部寄出志愿回国教书的申请！她在《再吟二绝》其二中写道：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她在海外几十年，饱受了漂泊、思念、孤独之苦，现在兴起了强烈的还乡愿望，渴望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叶嘉莹的性情本来偏于沉潜内敛，诗词也多悲苦之音，但以诗词报效祖国的梦想激发了她性情中发扬激进的另一面，诗词也随之表现出英姿勃发之气，如：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从中可以看到她的思想、性情与诗风的转变。她承继了历代诗人的精神与品格，怀着一份热情而浪漫的狂想，用自己之所学报效国家，无形中将小我的生命融入中华诗词文化的生命长河之中，由此获得了精神生命的新生。在她的词中，这种生命的觉悟也有所表现，如《采桑子二首·旅途有闻而作》：

　　我生一世多忧患，惆怅啼鹃。长恨人间。逝水东流去不还。忽闻西水能东调，移去高山。造出平原。始信人间别有天。

　　儿时只解吟风月，梦影虽妍。世事难全。茹苦终生笔欲捐。而今却悟当初错，梦觉新天。余烬重燃。试谱新声战斗篇。

　　“逝水东流去不还”是自古以来众多诗人的心头之痛，叶嘉莹也是一度沉浸在消极悲伤的情绪里。但在旅途中，她屡次听到新中国建设以来西水东调、移高山、造平原等典型事件，使她对新时代的拼搏奋斗精神颇为认同。她自幼耽溺吟咏，以诗词抒发自己对人生和自然的感悟。她原来以清者自居，不问政治，不理世事，只立足于小我的持守和小家的担当。随着美好的梦想纷纷被现实无情的打破，她了悟到当初的狭隘，她要抛弃之前那个小我与旧我，感受到另一种新的生命气象，像重燃的灰烬，努力再放光芒，开启新的生命。

　　其三，自身的体悟与觉醒之外，是叶嘉莹对新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还有来自时代精神的影响。叶嘉莹始终有一颗敏锐颖悟的心。叶嘉莹受到新时代精神的鼓舞，成为大时代影响下发生转变的一份子，此种转变使她不愿再回到以前悲观绝望的心境和作品中去，使她最终没有完成关于王国维写作计划中的第三部分。她在《对“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评析》中，就认识到中国旧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感情心态局限于悲观哀感的困窘之中，并意欲改变这种心态。在研读王国维时，叶嘉莹也认识到他的悲剧一方面是自身性格所造成，另一方面是黑暗混乱之时代所造成。而她身逢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要做出与前代诗人不同的选择。

　　原文链接：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m.cn/jwb/html/2024-12/20/content_87663_1659370.htm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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