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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张伯苓博士
来源: 南开大学报 第1454期发稿时间:2023-10-20 16:33

  

  1929年7月在巴黎某西餐馆,站立者张伯苓,他右边是华罗琛,左边是法国汉学家GeorgesMargoulie,前排中间是少年华揽洪(华南圭夫妇之子,未来的建筑师),前排右一是南开校友周钟铮,圆框中的三人是镜头没能摄入的在座客人。

  译者按:此文作者是我的波兰祖母华罗琛(露存),西文名字Stéphanie Rosenthal。她1908年在巴黎求学时,和同样留学法国的无锡籍祖父华南圭(通斋)结为夫妻,后于1911年随他来到了中国,并逐渐与这片土地产生了感情,视其为另一个祖国。

  祖父是土木工程师,整日忙于铁路和市政建设或教学。而热爱写作的祖母则在家中伏案疾书,将自己见到的中国诉诸纸上。她自1915年开始用法文或英文写小说或杂文,其中大部分被译成中文发表,早期还有祖父翻译的,以文言文或半文言。

  祖母的写作,发自她对中国社会的感触,如她认为不能忍受的包办婚姻,希望这种毁灭人生幸福的制度不再多持续一天,就此出版了《恋爱与义务》等小说。又由于她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按捺不住地关心一切,所以又写出涉及多方面的各种评论,汇集在一起,便构成了《心文》这部作品。1926年5月出了《心文》第一集,该年底出了第二集,然后于1934年再版时,又将两集合并于一书。

  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就是在读过第一集《心文》后,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引介,来到我们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家里。我在张伯苓私档全宗看到他1926年10月12日给我祖父母的一封信,便提到了这次会面。该信是邀请他们参加几天后的校庆,而祖母正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走进南开校门,也即本文中提到的“赴约”。她还把此次活动及对南开的赞美,写进了《心文》第二集的《华人自办事业之成绩如何》。南开学校元老黄钰生也在《南开小学:一个教育的实验》一文中对参加校庆的祖母有所提及(《南大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

  祖母是1937年重返法国的,两年后祖父也过去了。祖父于1946年回国,然后于1961年在北京去世。而祖母却是等到了1966年春才启程再次来中国,最后她于1970年在北京去世。其间她在1957年7月以法文笔名Horose出版了Nos sangs melés(意为我们的混合的血),出版社是巴黎的Nouvelles Editions Debresse,扉页上表示该书是献给祖父的。书里写的全是她所追忆的真人真事,主要内容即第一部分涉及跨国联姻的数个家庭故事,第二部分则为《朋友篇》(Nosamis),通过八个小故事介绍了自己的九位中国朋友,其中之一便是讲张伯苓先生,即我摘译的这篇。其他几位是胡彬夏女士、郭松龄夫人、冯玉祥夫妇以及几个普通人,都留待我日后再翻译过来。

  华新民 2023年8月于北京

  

     □ 华罗琛

  结识张伯苓博士,是在我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之后。出书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天告诉我,南开学校为其学生买了不少册。这令我很开心并感到荣幸。过了几天,该学校的校长和创办人张伯苓博士,便来看我了。我早就听说过他,这是一位被广为称颂的人物,且名副其实。现在他光临我家,心里自然十分欢喜。

  张伯苓博士有着北方汉子高大魁梧的身材。他语速很慢,吐字清楚。他边若有所思地微笑,边向我伸出一只结实的劳动者的大手。

  “得知您是这本散文集的作者,我冒昧前来祝贺,也同时想作个解释。此因书中有篇文章以‘太多或者没有’来批评中国的大学太多,小学太少(见作者注)。而南开便正是有大学和中学但没有设立小学。”

  张伯苓博士这样解释:“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至今习惯于私塾,把老师请到家里授课,然后孩子们可以直接上中学,然后再上大学,以被培养成人。”这也是不少朋友已经跟我说过的。

  我说:“培养成人,还是从小时候开始才更好吧。”

  他又说:“我完全认同您的这个主张,高质量的初期教育确实远胜低劣的高等教育。如果到处都见低劣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

  最后他说:“为了让您了解南开学校和它的办学原则,我想邀请您来参观一下。”

  约好了日子后,我赴约时心情快乐,满怀着兴趣。

  1911年的革命之后,张伯苓博士认定国家的命运在于教育。于是一位叫作严修的直隶省高官,就与他一起创办了一所男女混合的中学。起步时有一百多名学生,随后人数逐年增长,继而还设立了大学。到了1937年,南开校系便拥有几千名学生了。

  张伯苓博士并不富有,他只是一名普通教师,但他为南开学校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而严修则以他的全部财力予以支持。

  我后来也认识了严修先生。他年事已高,过着令人感动的简朴生活,住所很小,吃穿也毫不讲究。三个负责供养家庭的儿子均只有普通的工作,对于父亲把自己财产投入这项美好的教育事业中,他们毫无怨言。

  南开的校舍是朴素的,但建盖得很结实。课堂通风十分好,学生宿舍在使用上很方便,也非常干净,有着严格的卫生要求。教师宿舍虽说不上高级,但舒适方面应有尽有,设备齐全。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有游泳池和很大的操场。另外,大学部分还有一个漂亮的图书馆。至于接待大厅和食堂,虽无任何奢华,但摆放着不少花和多种稀有的植物。

  张伯苓笑着对我说:“对没打招呼便过来看看的客人,我就跟他聊聊花。”

  在我头一次来南开的那天,我们又提起了建小学的事情,并谈到了它的重要性。我相信他,这位来自人民的汉子,不可能不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这个计划。他微笑地对我说:“您的捐款是个起步,它推动我去寻找更多的捐款,直到足够建起这所小学校来。”

  果然没过多久,一栋美丽的大楼便破土而出,而且它从建筑角度具有了某种示范的意义,为日后将在这座城市里陆续出现的更多小学校提供了参考。我为自己促成了南开小学的诞生而感到很开心。

  之后我又过来多次,并且住进了专为关注南开教学的访客们准备的房间,在中学校的那栋楼里面。每回都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在食堂里,我和老师们坐在一起,有几位学生争相帮我端菜,还围着要我的签名。

  在南开,不允许钩心斗角,不允许特权,不允许特殊的关照,这在当年很少见。此校只重能力。由于知道校长的工资不比中学老师高,所以无人争抢地位。这里的工资水平虽稍逊于他校,但大家仍很满意,因为工作稳定,无论张伯苓本人还是众教职员工。

  张伯苓博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仿效传教士的做法,每星期天都把学校的礼堂用来做宗教活动,而在其他一般日子,它则是一个做讲演或演戏或放映电影的场所。

  张伯苓既喜欢别人听他讲话,也专心听别人的,尤其是听他学生讲话。

  我曾有机会旁听过他组织的几次会议。他对学生们说:“我这会儿是在给你们讲课,但也希望你们来给我讲。你们看,我手里是空的,口袋里也是空的,但我却成功了。如果你们愿意跟随我,我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我借以成功的武器是毅力、正直、效率。正直带来效率,效率又带来正直,同时任何时候都应有毅力。”

  他接下去又说:“现在我下去,由你们来替换我的位置。我变成你们,你们变成我。这样替换后,就请讲一讲自己的想法,并假设成是我在说话。请指派你们当中的一位,让他上来主持。”

  于是作为这场会议的主持人,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被指派的学生。该学生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双方都十分满意。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看了他们的一场话剧,演的是梅特林克的《青鸟》,演技和布景均比得上欧洲最好的业余团队。张伯苓对我说:“我不单要传授知识,也要让他们消遣、欢乐。”

  张伯苓博士既不愿依靠政府,也不愿从属于任何政党。南开虽是收学费的,但费用很低,以至于只有获得外界支持才能生存下去。而正是南开表现出来的正直和效率,使许多中外的个人和团体都愿意向它伸出援手,相比那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学校,结果反倒是南开最不缺钱。

  记得写在南开学校墙上的箴言之一是:“苟不自强,奚以图存?”

  一片昔日的天津郊野,就这样长成了一个享誉全中国的教学中心。在这里经常展出的,除了学生的作业以外,还有科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的成果等,还有学校的财务收支账目,这都是在别的教育机构里很少见的。

  南开还是一个特例,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学校都从大变小,而它却从小变大。

  美国曾经是注重倾听他人的国度,它意识到了张伯苓博士的价值,经常邀请他过来讲演。他的所述,都被美国方面听进去了,且随之付之以行动。他的博士头衔就是在纽约获取的,对方以示崇敬。他也从这里为学校获得了可观的援助。

  1930年左右,张伯苓博士又去美国了。这回他知道我正在法国,就来了一封信,说想借此机会到法国来一趟,说他早就很欣赏法国人那种符合情理的处事方式。

  虽然这将不是一次正式的访问,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人物的到来,无论对法国还是中国,都会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就告知了中国政府驻法国的全权公使。

  这位外交官是被临时启用的,他过去在巴黎攻数学,后来长期在北京担任公务员。

  我去见了他,向他说起了张伯苓。他表示愿意请我们吃饭,并且是高档次的。但我提出应该安排一场正式的会议,应该介绍他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应该请他参观一些学校,对此他却没有表态。我感到费解,想知道缘由,因为张伯苓没有敌人,他在全中国被爱戴。

  我离开巴黎太久了,与一些有可能对这位中国教育家发生兴趣的人,早已经没有联系。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张伯苓博士能受到礼遇。一位在巴黎过路的中国前外交家帮助了我,使我们得以在LUTETIA酒店举办一场私人性质的招待会,邀请了一些关注中国事务的相识。我邀请了公使。他本人没有到场,但派来了一等秘书。

  在对各方作过介绍之后,张伯苓用英文发言,然后被译成了法文。

  “我在到来之前,已经对法国有所了解了,我已经知道法国和中国有不少共同之处。我们两国人都比美国人跑得慢,各种考虑也更周密,因此呼吸得更畅快。虽然我钦佩美国式的效率和英国式的风度,但同时也欣赏法国式的尺度。在法国,所有一切都有适当的尺度,无论日常生活、艺术和文学,均如此。体现在法国的纪念性建筑和一般建筑上,便是适当的比例,既不过于高也不过于低矮,既不显得太奢华也不感觉穷酸。先贤祠(Pantheon)容纳了整个的法国,那些被世人崇拜的法国伟人都汇集在这里。先贤祠便是一个建筑成就,一个体现了和谐,体现了适当尺度的建筑成就。”

  在张伯苓走后,我还是依然想弄清楚这位中国公使敌视他的原因。后来发现,其实他仅仅是出于嫉妒,因其个头矮小,且没有张伯苓的口才。

  在日本侵华战争打响之后,南开学校成了日本人袭击的首要目标之一。它被炸为灰烬。但张伯苓博士没有被击败,他又去重庆创建了其他的学校,之后他于1951年逝世。不久,他的追随者又把南开学校从废墟中起死回生,变得更加壮丽,但由于此刻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小学校,所以只恢复了中学和大学,即它初始的规模。

  作者注: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后来建设了很多小学校,其设施可以与国外的小学校相媲美。

  1957年于巴黎

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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