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925年于南开大学所写哲学史讲义（封面）

　　□ 赵建永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是享誉国际的哲学史家、佛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多见的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之一。作为以现代研究方法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进行比较和会通的第一人，他一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历程的缩影。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方面，国际学术界公认他在这三个领域的研究皆是世界一流水准。南开是汤用彤的第二故乡，他主持南开大学哲学系期间，讲过系内几乎所有课程，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西南联大，他又与南开师生一起精诚合作，培养出大批学术骨干，为我国哲学、宗教学学科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授课体系横跨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从中可见汤用彤作为“西哲东渐的宗师”，在引介西学和建设中国哲学文化方面的不懈努力。他的传世名著都是在南开及联大时期讲义基础上写成，可视作南开精神培育下的开花结果，至今仍是公认的世界一流经典著作。

　　汤用彤的南开缘

　　汤门乃书香世家，名士辈出，《汤氏宗谱》记载汤用彤与“中国的莎翁”汤显祖是同宗。汤用彤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稍长就学北京顺天学堂，与梁漱溟、郑天挺（1952年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等同学共读史书。1918年他与后任南开校长的杨石先等清华同学赴美留学，1919年他转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与吴宓、陈寅恪志趣相投，又因学问超群，而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5年夏，汤用彤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此前南开大学哲学系主要由凌冰、张彭春、黄钰生等教师兼课，汤用彤到来后便成了系里的台柱。现行有关传记往往误以为汤用彤1926年始来南开大学，而据以下原始文献可知他1925年暑假已到南开。南开大学《文科学程纲要》载，汤用彤1925年下学期已于南开哲学系开课。他在南开所授“西洋哲学史”的讲义封页上也亲手注明1925年。哈佛大学图书馆现藏吴宓1925年8月2日致白璧德信中也提到：“汤用彤先生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同年8月12日，《吴宓日记》记载吴宓坐火车到达天津，汤用彤前去接站。这都证明汤用彤1925年8月上旬已至南开。

　　南开素有“家庭学校”之誉，那时施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特邀汤用彤、范文澜、蒋廷黼、黄钰生等教授做顾问，成为师生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该刊主编开篇语中讲，所请的九位顾问“除指导一切外，并须自己做文章”。汤用彤应邀撰《佛典举要》发表于《南大周刊》二周年纪念号。笔者写博士论文时，在南开图书馆善本室发现此文，整理校注后发表于《中国哲学史》，并收入《汤用彤全集新编》。

　　《佛典举要》前言部分叙述写作缘起：“余草此篇之夜，适全校为毕业班开欢送纪念会。余于箫竹管弦声中，独居斗室，急迫书此，未始非个人之纪念也。”当时汤用彤住在校内丛树环绕的百树村，今思源堂以西，专家楼一带。汤宅毗邻其平时讲课的秀山堂等学生活动的中心场所，故撰文时能听到传来的乐声，于是将其作为送别毕业生的纪念。南开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免费为教员提供宿舍、早餐、佣人等（约占收入1/4），竭力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汤用彤的哲嗣汤一介1927年元宵节就出生在这里。

　　《佛典举要》是汤用彤现存涉及中国佛教史领域的最早文章，总结了他研读佛典20多年来的积淀和思考。文中所列书目，择取审慎，独具匠心。其解说简明扼要，注重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联系，显示出他由疏理印度佛教史转向中国佛教史的治学思路。可以说，这是首次向世人提供的一份研究中印佛教史的必读书目和入门捷径。该文密切关注国际前沿的最新进展，从中可见，发扬国光，不甘日本学者专美于前，是汤用彤治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动力。

　　汤用彤在南开期间，与学衡派的吴宓、柳诒徵，以及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诸友时常往来，切磋学问。熊十力来南开赠给汤用彤的明版《魏书·释老志》，封面上有其遒劲狂放的毛笔题记。《释老志》是《魏书》十志之一，在正史中最为详尽、条理；记述了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的碰撞及变革，可看作一部中国早期佛教简史。汤用彤经常参引该书，他后来开创的儒道释关系研究，于此可见端倪。

　　汤用彤主持南开哲学系期间，硕果累累，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校期间，南开的发展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他南开时期的讲义是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问题的结晶，为南开模式的奠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汤用彤与南开学科建设

　　汤用彤毕生所开40多种课程中，南开大学时期的现在已知有12门。例如：西洋哲学史、现代哲学、实用主义、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任继愈先生说：汤用彤“南开大学任教时几乎教过哲学系所有课程。”“汤先生教学的讲义，学生听课的笔记，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汤先生授课生动深入，“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很有出版价值”。汤用彤授课既广博又精专，其中开设的不少课程和研究领域都是开拓性的，范围兼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而且体现了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最高研究水平。汤用彤的南开讲义多用英文写成，稿本封页上印有南开大学等字样。把这批讲义手稿与南开现存当年的《文科学程纲要》等记载加以对照，则会发现两者内容完全一致。这批历史文献是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篇章，标志着我国哲学、宗教学科，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历程。下文就汤一介先生保存下来的汤用彤未刊讲义手稿，并参考相关记录，以略窥其会通中外的教研和思想概貌。

　　西学讲义——西哲东渐的珍贵文献。汤用彤1925年所写《西洋哲学史》课程纲要中说：“本学程寻西洋哲学变迁之迹，详各家学说之要义，讲时代精神之因果，常研论西洋文化之特征，使初学者不致徒困于哲学专业理论。”该讲义强调“国民性建设非一日之功”，说明他充分认识到民族救亡、文化复兴的长期性和渐进连续性，并通过会通东西的文化研究和教学，以文化启蒙作为改造社会的途径，这鲜明体现着他“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

　　汤用彤的《现代哲学》讲义是他在哈佛所写长文《当前哲学的趋势》基础上，增补改编而成。他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讲义从国情出发，对实用主义一直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他的《康德哲学》讲稿讲述康德对前代哲学的继承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提出“非囿于康德名相，而观其会通；不囿于其文字，而取其精义”，精辟概括出康德哲学的特点，并揭示了东西哲学可比较会通之处。汤用彤的《社会学》课程纲要中说：“本学程首论社会学之性质与历史，次论社会之构成，再及社会之进化，末言社会进步之难题与方法。”此外，汤用彤还在南开作过“气候对社会影响”的讲座。

　　南开《文科学程纲要》记载汤用彤开设有逻辑课程。在此期间，他培养的学生江泽涵，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他很重视逻辑学对哲学研究的基础作用，在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伊始，即聘请郑昕教逻辑课。他们共同培养的学生胡世华后成为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学部委员。汤用彤在哲学讲义中，常对照讲授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的逻辑学。他与老一辈学者共同开创并奠定了逻辑分析和文献考证并重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为现代中国哲学的重建探寻出新的进路。确如冯契教授《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所说：“正是由于从严复、王国维到汤用彤、冯友兰等许多学者的分析研究，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重要范畴的含义清晰起来了。”

　　印度学和佛教类讲义——奠基我国印度学和佛教学科。汤用彤南开时期《印度哲学》讲义有不少梵文，他的课程纲要说：“本学程实即印度文化史，惟特侧重哲理。外道哲学有数胜诸论，外道宗教举婆罗门、印度二教，兼及佛学及印度哲理文学。”在南开讲义的基础上，他在西南联大开设必修课“印度哲学史”。他把历年讲义增删成《印度哲学史略》于1945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专著。

　　汤用彤“佛教史”课程的讲义，是1926年冬在南开大学完稿的《中国佛教史略》。该讲义的前半部分，就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稿。这部传世经典之所以能在南开完成初稿，是受益于南开教学与研究的合理配置和“允公允能”的卓越校风。这也是汤用彤选择南开大学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汤用彤1928年致函胡适，以南开讲义《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一章寄赠胡适论学。胡适很快回复长信说，收到的讲义“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胡适对开启他们交往的这两封通信相当重视，将其冠以《论禅宗史的纲领》的题目收入《胡适文存》。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编成《胡适禅学案》，也收入这两封信，还将之载入他编的《胡适禅学研究年谱》。汤用彤南开讲义《中国佛教史略》及其与胡适论学函，不惟与他们倾心的历史考据有关，还引发了海内外持续至今的一系列禅学研究和学术论辩，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不仅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形成巨大冲击，而且被认为对增强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为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汤用彤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使国内外佛教史研究焕然一新，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其研究范式对世界范围的佛教史界影响深广。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南开精神对汤用彤也有着深刻影响。正如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所说，汤用彤、蒋廷黼、李济等人“皆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这表明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借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人才。”汤用彤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与南开的培育不无密切关系。汤用彤在南开时期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他以后各个领域教学研究的基础，也为南开哲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方向。

　　联大时期同舟共济

　　1927年夏，汤用彤出任“中央大学”哲学院长，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依依惜别，当时《南大周刊》有详细报道。此后，冯文潜到南开接替了汤用彤的工作。1931年，汤用彤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汤用彤历任西南联大的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联大常委会代理常委兼代理主席等职。他时常出席联大校务会议、教授会，与南开张伯苓、黄钰生、杨石先、陈序经、饶毓泰、查良钊等各级领导精诚合作，共商决策。汤用彤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和衷共济，在各种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对南开大学各项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办学模式。

　　西南联大时期（1937－1946），汤用彤以往主讲的许多课程多由其已学有所成的学生接替，如“哲学概论”由郑昕、齐良骥、石峻等讲授，“康德哲学”由郑昕主讲。汤用彤只讲别人没有讲过的，即使自己开设多年的课程，每次讲授仍然认真备课，修订讲课提纲，甚至重新拟写，体现着严谨求实和月异日新的治学精神。他新开讲了9门课程：印度哲学史、汉唐佛学、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印度佛学通论。必修课与选修课搭配合理，选修课门类很多，学生有很大选择余地。汤用彤在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有石峻、任继愈、冯契、张世英、汪子嵩、杨祖陶、陈修斋、杨辛、王明、王利器、郑敏、宿白等。

　　汤用彤以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为使命，安贫乐道，耕耘不辍，十分注重因材施教，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奖掖后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人文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进，主要系于教师的研究功力和研究心得，汤用彤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的传世名著都是在南开及联大时期讲义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成，可视作南开精神培育下的开花和结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书，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是学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

　　复校后继续关怀南开

　　1946年，汤用彤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冯文潜任南开文学院院长兼哲学教育系主任，协同安排北大、南开复迁。汤用彤的学生韩镜清、王维诚、庞景仁、张世英等，随南开大学复校到哲学教育系任教。他在文科研究所带的研究生杨志玖、王达津、王玉哲，及杨翼骧分别先后到南开历史系、文学系任教，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南开大学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1月，在西南联大9周年纪念会上，胡适以自己和梅贻琦、汤用彤等人为例来说明，三校原本是“通家”，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合作精神应继续发扬下去。12月，汤用彤联同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迫切陈言物价暴涨对国家教育与学术影响深巨，吁请政府重视教育，要求公平合理地调整教师待遇。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

　　新中国成立后，汤用彤历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9年9月，汤用彤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上汤用彤与杨石先、叶圣陶等人合影今存）。

　　汤用彤在学界身居高位，依然不忘南开故旧。1957年，他在中科院学部会议上作书面发言：“南开大学图书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多年研究美学的专家。”他批评当时对冯文潜等老专家不了解、不重用的官僚主义；建议有关部门向这些老专家请教，以了解各门学科的情况，保证国家科学规划的顺利完成。汤用彤这番话是指，南开哲学系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撤并后，冯文潜虽为哲学界一流学者，却无用武之地的遗憾来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专题摘录发表了汤用彤的这些发言，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不久，南开大学开始恢复建立哲学系的工作，并设哲学班招生，为重建南开哲学系作了师资准备。

　　汤用彤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治学宗旨，开辟了多项新的学科领域。他的以上研究都具有建立学术典范的意义，他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教育办学理念，对我国宗教学、哲学学科建设，皆有深远的影响。作为承古开新的一代宗师，汤用彤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崇高典范，留下了珍贵而厚重的文化遗产。汤用彤学术思想是促进南开哲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历史文化资源。对这座里程碑式的文化宝藏的发掘整理，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南开哲学学科与世界学术接轨，并创建自身特色的历史渊源，更可从中汲取激励南开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力量。在庆祝南开哲学系建立100周年、重建60周年和中国哲学走进新时代之际，重温杰出校友汤用彤的著述大义，对于传承发扬先哲的治学精神和吸取人文学科建设的宝贵经验十分有益。

　　（作者为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