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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平
展读刘泽华先生的思想自传《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时常会触碰到这样温热的话语：“留待以后讨论”，“希望反对者诸公从事实上予以驳斥，我期待着！”这些“留白”每每让作为学生的我神思恍惚，觉得先生并未走远。我终于明白，一个真理追求者充满了“未尽事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2018年5月先生走了，如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怀揣着乌托邦式的初心步入学术殿堂，然后目睹幻象被逐个击破；很少有人能从盲从中滋生怀疑，从怀疑中追寻答案，破茧而出；很少有人能始终守望着史学的温情，并用温情编织出启蒙的旗帜；很少有人能数十年如一日，在生命之树上嫁接思想的枝叶，形成如此宏大的学术体系；也很少有人能以如此宽广的胸怀、如此勇决的学术担当和社会担当，造就一个在国内外深有影响的执着于历史反思的学术群体。
在我看来，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极具阐释性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与同时代乃至前辈的思想史学者不同的是，他从不满足于将政治思想史局限在狭隘的范畴史空间内，而是从历史本体出发，重视政治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是通过生态性政治文化来充当酵母和“软件”的。譬如，先生会从古代社会形式主义的颂扬文化中发现一种王权主义的“权力美学”，这种看似虚应之辞的套语在渲染王权至上及主奴意识方面“功不可没”。又如形形色色政治思想的“阴阳组合结构”，绝不仅仅是一种精英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王权主义的“解释的艺术”和“说服的艺术”，甚至成为有关政治合理性的诡辩术，是政治思维、政治文化、历史样态“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
先生多次将战国“授田制”的揭橥视为他“学术生涯中最称意的一件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大制度”，由此断定“权力（或王权）支配社会”既是中国社会财富与产品分配的主流形态，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制度土壤。尽管中国文化中不乏色彩缤纷的“边缘性美学”，但究其核心无非是认证或粉饰“权力支配社会”的“王权美学”。
与大多数“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的是，先生关于“王权主义”的历史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这一历史哲学不应止步于反思或解构，而应谋求“建构”，准确地说，在反思中建构。作为后学，我们或许应该倾注力量，尝试以“王权主义”的历史哲学为主线，重建中国史的叙事框架，最终形成符合真实历史形态的中国通史。
先生在《八十自述》中说：“王权主义和王权支配社会，是我的基本学术理念……视野所及，并非仅局限于中国古代史，在观念上也有相当大的覆盖性，涉及‘泛王权主义’‘泛王权支配社会’。”此一“泛”字，大有深意。这既是先生对其历史哲学的高度自信，也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的学术空间。对于后学而言，先生不应该只是偶像，更应该是不竭其流的源头活水，他以毕生的求索与循循善诱，启迪我们去放手开辟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大江大河。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风雨如磐，而爝火不灭，唯思想者可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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