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 飞
查良铮这个名字是我读了他的译著才知道的。中学时代，从图书馆借来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译者查良铮。回家翻开一页页读下去，我被深深吸引。第一次领略了普希金作品的瑰丽与神奇，也被查良铮译文的魅力所折服。从此记住了普希金，也记住了查良铮。
我从小爱好文学，立志上大学定要读中文系。然而上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艺术如潮水般涌入我国，《欧根·奥涅金》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部，所以大学读了俄语系。毕业后，我被分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不久得知自己崇拜的查良铮曾在这里任教，是我的前辈同事。而此时他因历史问题正在校图书馆劳改。
查良铮1918年生于天津，自幼对文学有浓厚兴趣。他似乎是为诗而生的，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开始写诗并有诗名。1934年他和同学周珏良合编校内刊物《南开高中生》，后来注定要被镌刻于诗歌史上的“穆旦”就是在这一刊物上首次出现的。中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未来诗人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抗战爆发，查良铮随校南迁长沙，后又从长沙徒步转移昆明。一路上，他与老师闻一多结伴而行，边走边谈论诗歌，而且手不释卷，背诵一册英汉词典。背过一页撕一页，抵达目的地时，那本词典快背完了，也快撕光了。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他写了大量诗歌，成为诗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中，选入穆旦的诗有11首之多，数量仅比20年代的徐志摩少一首。他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1940年查良铮毕业，留西南联大外文系任助教。1942年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入缅抗日，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查良铮回到北平，常去母校清华看望在那里任教的老同学周珏良，从而认识了珏良的妹妹与良。与良活泼俊美，学业成绩优秀，此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查良铮对她一见钟情。周家是个名门望族，父亲周叔弢为著名资本家，藏书家。他共有七子三女，个个事业有成。周叔弢50年代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
从此，查良铮常到燕京大学会晤周与良。追求周与良的男生大有人在，而她对这位青年诗人的第一印象很好，觉得他文静，风趣，谈起文学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这对情侣计划赴美留学。但查良铮经济上需帮助父母和妹妹，不仅要为留学筹款，还得攒一笔安家费。因而他得在国内先工作一年。周与良于1948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第二年查良铮来到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一流大学，经费充裕，注重研究。查良铮在这里遇见几位师友，西南联大数学系最有才华的年轻教授陈省身在该校任教，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两名高材生杨振宁、李政道也在这所学校，前者是教员，后者正读博士。
1949年年底，查良铮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为伉俪。
新中国成立令查良铮非常激动，为日后报效祖国，他有意识地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同时“恶补”俄语，能背下整部俄语辞典。他的俄语水平不亚于英语，这是为“贡献给中国的礼物”做准备。
此时查良铮写的一些英文诗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在国外已小有名气。有位美国朋友对周与良说：“你先生的诗写得非常棒，他会成为大诗人！”
1952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诗选》中收入了查良铮的诗。他若以写诗为职业，在美国也能生活得很好。但他说，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坚定地选择了回国，而且归心似箭。
查良铮夫妇获得学位后，冲破重重阻拦，毅然回国。1953年年初先去上海看望周与良的姑母，然后拜访巴金夫妇。巴金夫人萧珊是查良铮在西南联大的校友和知己，当她得知好友在美国不仅攻读英美文学，还选修了俄语，有很坚实的俄语基础，便建议他翻译俄苏文学。巴金也表示，自己主持的平明出版社愿为他出书。
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与支持，查良铮回北京后，在等待分配期间，日以继夜开始了翻译工作。同年5月夫妇俩双双分到南开大学，查良铮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任生物系副教授。他们的好友巫宁坤一年前已回国，也在南开外文系执教。
初到南开，查良铮工作勤奋，不仅教学工作得到学生好评，并且很快就翻译出版了很多著作。1954年一年之内，平明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五部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他以清新、质朴、流畅的译笔把普希金介绍给我国读者，当时在国内形成了一个普希金热。
从此查良铮一发不可收。从1953年到1958年五年时间里，他出版的译著就有十七部之多。这些译著首次署名“查良铮”。这是他翻译的黄金时代。一时间查良铮这个名字震惊了读书界。
从1954年11月下旬起，查良铮便开始受到不公正待遇。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人生遭到重创时转向了翻译。查良铮也必须做这样的转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苦涩地写道：“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
查良铮开始翻译拜伦的两万多行长篇叙事诗《唐璜》。他没有放弃译诗，即使不能发表，他还是不停地翻译。
带着苦难枷锁的诗人坚强地面对命运的打击，业余从事抚慰心灵的诗歌翻译，为读者奉献世界文学瑰宝。作为诗人的穆旦销声匿迹，而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却为广大读者衷心喜爱。王小波认为查良铮的译著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文字，把他奉为偶像。卞之琳称赞查译《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
查良铮译诗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夜里不能入睡。他的文字功夫很深，驾驭韵律举重若轻。他的诗如此，他译的诗亦如此。
1965年《唐璜》初稿完成，1973年全部整理、修改和注释完成。他鼓起勇气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收到出版社“寄来看看”的回信，他拿着那封信，反复地说：“他们还是想看看的……”
查良铮非常盼望在内蒙插队的长子小英能回津。1976年1月19日晚，他骑车找一位熟人打听招工的事，回家路上不慎摔伤。起初他没太在意，只是在疼痛难忍时让妻子将一块砖烧热给他热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饱受病痛之苦，但始终没有放下译笔。妻子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
在查良铮看来，拜伦和普希金的诗若没有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懂。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为了一个注释，他要到天津、北京各大图书馆去查找。腿伤后，他拄着拐去校图书馆找注释。尤其《唐璜》的注释，他倾注了巨大心血。
粉碎“四人帮”后，查良铮高兴地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又能写诗了，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这是查良铮的座右铭。妻子反对他写诗，他便背着家人偷偷写，而译诗则是公开的。
诗人的腿伤因未及时治疗，一年过去了，骨折处不仅没好，反倒有了新的裂口，必须做手术。去医院手术前，他对妻子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将一个帆布小提箱交给女儿小平：“你最小，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24日，查良铮住进医院。26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终年未满59岁。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未及充分展示的天才。
查良铮逝世30周年的2007年，南开大学文学院为诗人立了雕像。雕像坐落在校园的“穆旦花园”内，花园围墙上铸有“诗魂”两个大字。诗人目光深邃望向远方，嘴角含着一丝坚强与刚毅，还有一丝无法言说的苦痛与苦痛之后的思索和执着。塑像底座前方刻有雕像缘起：“春临南开，怀我穆旦，勒石造像，以为永怀”，背面则镌刻着穆旦毕生最后一首诗《冬》里面的几句：“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是诗人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遭遇的总结。
这年4月28日，穆旦塑像落成仪式在南开校园隆重举行。师生纪念穆旦，既是为了感念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欲为南开学子树立起一座精神传承、文化沿革的永不磨灭的丰碑。
穆旦的代表作《赞美》早已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如今他的大量诗歌也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课程的经典之作。南开文学院不止一次组织召开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穆旦新诗研究中心，对穆旦诗歌进行深入研究。
2018年4月5日，南开大学为纪念查良铮(穆旦)百年诞辰，由外国语学院组织召开了以“一颗星亮在天边”为主题的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外国语学院门口的大海报上，印着查良铮一家六口于1965年秋天的合影。从美国专程回来参加会议的查先生长子查英传说：“很多年里，好像我们家就这一张合影。”
查家四个子女牢记父亲的教导——“人不能庸庸碌碌地活着，应该有所作为。”他们通过个人努力，都上了大学，并出国留学，获得高级学位。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兄弟姐妹个个出色，成为他所希望的有用的人。
查英传在纪念会上回忆父亲的往事：“日月如梭，45年前的1973年，父亲在新买回来的鲁迅杂文《热风》扉页上写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45年后，在他曾经辛勤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大家仍在纪念他，在研讨他曾全身心投入的诗歌创作，作为后代，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查良铮的小女儿查平和哥哥一起回国参加这次纪念会议。她告诉记者：父亲的粉丝、企业家陈年做了以穆旦为主题的系列T恤，这是父亲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为世人所见。陈年说：“一百年过去，穆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超越的存在。”
查平回忆道：“父亲腿伤后，每天埋头译诗。吃饭时，他拿着刚译出的得意之作念给全家听，脸上充满喜悦……我小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哥哥姐姐不愿听，想要阻止我。父亲从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叫我到他的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儿写。我原先以为做学问的人都这样，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像他那么疯狂工作的人。”
无论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查良铮都独树一帜。他是中国大诗人中最好的翻译家，也是中国大翻译家中最好的诗人。查良铮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余载，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拂去历史尘埃，大师从不曾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