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说明的是：有关所谓“大跃进”的总评价，党中央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做出了结论：那是一次头脑发热、违反客观规律的劳民伤财的“群众运动”，例如工农业生产“大放卫星”，全民建小高炉大炼钢铁等等，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胡“折腾”……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还经历过一次“大写文学史”的活动，这一举措的总评价以及最后写出的文学史质量如何已成历史，半个多世纪后没多大必要去详加评析，但作为这一活动的一些小插曲、小浪花却反映了母校师生对祖国文学遗产的尊重和无处不在的治学态度。我觉得这些与整个活动的评价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说到这儿，我自然就想起了王达津老师，他当时与我一起被安排在魏晋南北朝史组，并分任正副组长。达津老师平时授课即多是担任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所以与他分在一个组真是幸运，因为过去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相对说来了解不深，通过与王先生在一起集中地进行交流切磋，肯定将会有较大收益。由是，这种积极向上的期许便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群众运动”带来的紧张感和压力。

　　事情的发展确实证明了我的预期，在分头读资料、列提纲的基础上全组进行了交流，各抒己见，尽量统一认识。在这当中，达津老师极少表现出那个时代环境中易有的顾虑，他在学术观点上是明彻的，实事求是的。如南朝梁钟嵘所著《诗品》中论及曹操和陶渊明的诗歌出于某种偏见而评价较低，因此他建议在新的文学史中应进行有理有据的评骘；另一方面，对曹植等作家的作品亦不能一味推崇，尤其不能将民间带感情色彩的传说视为作品的实际，而少了些应有的理性。总之，要注意防止或抑或扬的随意性。我觉得他的这种见解是客观冷静的，立足点是坚实的。

　　但使我内心赞赏的尚不止此。当时，总的口号是“奋力鏖战，大写文学史捧出最亮的卫星”，可以说，整个空气都上紧了弦，连吃饭睡觉似乎都要挤出一部分心力加大投入，但达津先生在每天开始的例会上，仍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有了好身体才能做出好成绩”。他提出晚上加班“苦战”最晚必须十点前回宿舍就寝，以保持第二天“再战”的精力。当时，在大写文学史中也安排了文娱活动，大约每周一次。王老师对此非常重视，与大家自编自演，而且也参与进去。

　　另一个方面，毕竟面对的是强调过一个“共产主义暑假”，开展之初，就宣布了若干条非常的规定和纪律，要求任何人要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坚守阵地”而不得离开；任何人不但不能离校回家，也不得进市里闲逛……有一次组里有一成员半天不见身影，也未请假，那位同学回来后，达津老师立即与其谈话，那同学不得不承认是到市里看电影了。事后王先生在例会上讲：“如果我们中有的喜欢电影或看戏，在暑假期间就忍一忍；如果要买什么东西，日用品咱们学校小卖部都有；个别同学想打牙祭，改善改善生活也无妨，天大校园里还有一家小馆……”说得大家都笑了。

　　在这个“共产主义暑假”稍后一段时间，学校有关方面号召教师或同学之间互贴大字报。有人给达津先生贴大字报，“揭发”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调侃“平时爱给报纸写点短文，稿费不多，但吃早点买油条豆浆煎饼果子还是够了的”，事后他哑然一笑，表现“正常”，足见胸怀可以。

　　如前所讲，不论对这个暑假如何评价，也不论这部文学史稿结果怎样，但在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尤其是从王老师那里，我还是学到了不少以前不知或不甚了然的东西。

　　也许正因如此，若干年后在每年一度的天津政协会议期间，当我看到达津老师那精瘦精干的身影时，总是感到分外亲切，老师握着我的手说：“虽然相处五年，但最深的印象还是在一起写文学史的时候。”对此，我亦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