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学大师汤一介的遗稿《我们三代人》出版，全书四十余万字，讲述了汤一介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和他自己的故事。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在上世纪初曾在南开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大，汤用彤先生几经辗转又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汤一介先生本人当年也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冥冥之中，父子两代人、两位国学大师都和南开有着剪不断的情缘。
受张伯苓之邀赴南开大学任教授
1893年8月4日，汤用彤生于甘肃渭源，其父汤霖，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汤用彤3岁便在父亲的塾馆中受教，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后来，汤用彤进入北京顺天学堂，与梁漱溟、郑天挺等一同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18岁的汤用彤考入当年的清华学堂。当时张伯苓任清华教务长，他常常会在清华食堂发表演说，给同学们留下了“和蔼明通”的印象，在这段时间，汤用彤与张伯苓有了最早的接触。1916年汤用彤毕业后留校任国文教员。两年后，汤用彤与杨石先、吴宓等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1919年，汤用彤转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后来又与吴宓、陈寅恪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学成回国的汤用彤进入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当时，正值南开大学创建不久，校长张伯苓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壮大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南开大学宣传部的陈鑫老师告诉记者，当年张伯苓校长希望把南开大学建成中国的耶鲁、哈佛，而汤用彤先生又有“哈佛三杰”之称，所以张伯苓校长当年很看重汤用彤先生。
1925年，在张伯苓的盛邀之下，汤用彤来到南开大学任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汤一介先生的学生、助手，从事汤用彤先生研究多年的赵建永博士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有关传记多误以为汤用彤先生是1926年来到南开大学，但是根据他的研究，1925年暑假汤用彤先生就已经到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载，汤用彤1925年下学期已于南开哲学系开课。他在南开所授‘西洋哲学史’的讲义封页上也亲手注明是1925年。”他还告诉记者，吴宓在1925年8月2日的信中也提到“汤用彤先生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而在同年8月12日，吴宓坐火车到达天津，汤用彤还去火车站接站。
在南开几乎教过哲学系所有课程
进入南开大学任教的汤用彤，开设了12门课程。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曾说：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几乎教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伦理学、逻辑学等。赵建永介绍，根据资料显示，如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几乎都由汤用彤亲自任教。赵建永还告诉记者，汤用彤先生当年在南开大学所开设的很多课程培养出一大批学术骨干，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7年初，正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汤用彤和妻子一样正焦急地期盼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在此之前，汤夫人已育有一双儿女，只可惜，在汤用彤留学美国期间，他们的女儿汤一梅不幸患病在北平早逝。2月16日，汤用彤的二儿子出生，汤用彤为他取名“一介”。之所以取名“一介”，除了是按汤氏家族这一代子孙的名字全部为“一”字排序外，更多的或许还是汤用彤对孩子的希望,有意选择“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他的儿子取名“一介”。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因此汤教授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当时的南开大学有“家庭学校”之誉，施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并且，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组成，除此之外还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大学演讲。由于汤用彤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这也成为师生沟通的重要桥梁。该刊主编开篇语中讲，所请的九位顾问“除指导一切外，并须自己做文章”。
也几乎正是在此时，汤用彤对于哲学的研究开始自成体系，赵建永告诉记者，汤用彤先生在南开大学所开各类课程不只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自己许多研究心得。其讲稿充分透露出他的哲学识见。“他的课程吸收了国内外学科前沿的新成就，反映出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的转化，及当时社会思潮的新趋势、新问题，同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课题紧密相连。”
汤用彤撰写的《佛典举要》于1926年5月29日《南开大学周刊》二周年纪念号上发表。赵建永透露，这是现存汤用彤所发表的涉及中国佛教史领域的最早文章。汤用彤曾在前言中写道：“余草此篇之夜，适全校为毕业班开欢送纪念会。余于箫竹管弦声中，独居斗室，急迫书此，未始非个人之纪念也。”该文密切关注国内外佛教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于日本正在编修的《大正藏》，汤用彤一方面指出，其书未必像日本学者所吹嘘的那样已极尽搜集校刊之能事；另一方面，他说：“然此种‘洋洋大观’在我国财力均乏之秋，文献惧绝，睹邻国‘巨典’出世，能不发深省乎？”由此可见，不甘日本学者专美于前是汤用彤治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动力。赵建永表示，汤用彤这篇文章及其在南开完成的“中国佛教史”讲义初稿，表明我国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汤用彤的著述既注意借鉴日本的佛学研究之长，又不唯日是从，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崇高地位，对日本学界造成极大冲击。
1927年,汤一介在天津出生，同年夏天，不满周岁的汤一介跟随父母离开天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战火纷飞，山河破碎。几经辗转，汤用彤和南开师生在西南联大再度相聚。汤一介也进入重庆南开中学求学，父子二人又一次和南开联系在了一起。
汤用彤和南开师生在西南联大再相聚
当年，张伯苓校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免费为教员提供宿舍、早餐、佣人等，竭力为教员们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住在校内丛树环绕的百树村一间简朴幽雅的西式平房，他也称之为“斗室”。在汤一介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一家人就居住在此处。
这处“斗室”当年正好毗邻汤用彤先生平时讲课的秀山堂等学生活动的中心场所，学生们在秀山堂的集会等活动，汤用彤也经常参加。1927年夏天，汤用彤受邀赴中央大学任哲学院院长，在离校之前，南开师生为他在秀山堂举行欢送会，汤用彤与南开师生依依惜别。随后汤用彤教授偕夫人、孩子离开南开大学来到中央大学教书。一家人在南京住了3年后，又随着汤用彤教授调到北京大学而搬回了北平。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南开精神对汤用彤也有着深刻影响。赵建永告诉记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经说过，汤用彤、蒋廷黼、李济等人“皆先在南开大学任教，而后为他校所罗致的。这更表示一极重要点，即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人才。”汤用彤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与南开的培育不无密切关系。
1928年汤用彤致函胡适时，就曾将1926年冬天在南开大学完稿的《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的一章寄赠胡适：“兹寄上旧稿一段，系于前年冬日在津所草就。其时手下书极少，所作误略至多，今亦不加修正，盖闻台端不久将发表‘禅宗史’之全部，未见尊书，不能再妄下笔。先生大作如有副稿，能寄令先睹，则无任欣感。”胡适收到信后，复一长信赞扬汤用彤“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又表示汤用彤谓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品”，与其意见完全相同，并邀请他赴上海参观其在巴黎、伦敦发现的禅宗争法统之史料。
在中央大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1931年夏天，汤用彤离开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从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汤用彤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这部著作来源于他南开时期的讲义《中国佛教史略》的前半部分。
正当汤用彤即将完成书稿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启了全面侵华的脚步。北京大学也在此时开始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在南岳书院，汤用彤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4月，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所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并且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正是此时，汤用彤和南开大学师生再度聚首，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阔别多年，冥冥之中汤用彤又和南开联系在了一起。
西南联大时期，汤用彤历任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联大代理常委、常委会代理主席。1946年，汤用彤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协同安排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迁。汤用彤培养出一大批学术骨干，他的学生韩镜清、王维诚、庞景仁、张世英等，随南开大学复校到哲学教育系任教；他在文科研究所带的研究生杨志玖、王达津、王玉哲及杨翼骧分别先后到南开历史系、文学系任教，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南开大学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北京大学复迁之后，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5月，北京市军管会的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了一个任命书，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1951年，汤用彤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3年5月1日，汤用彤还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毛泽东主席询问了汤用彤的身体状况，并说阅读过汤用彤所撰全部文章。
汤用彤写信鼓励汤一介刻苦读书
在汤一介先生生前的一些回忆性文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在汤一介不到15岁的时候，父亲汤用彤找来庾信的《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其中一段对他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问，因为才华出众，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庾信把怀念故土的意识写进了《哀江南赋》，希望自己的家风不要在他那一代断了。
汤用彤让汤一介把《哀江南赋》熟读后，还给汤一介讲祖父汤霖的故事。汤霖60岁的时候，他的学生在万生园给他过寿，并给他画了一幅万生园的画，汤霖在这幅图上写了一个序。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前一句话是说做事情不要怕困难，合乎道义的事情不要怕负责任，过很简单的生活，就可以随遇而安，减少苦恼。后一句话是说不要总是追求功名和安乐。汤用彤对汤一介说要他记住这两句，并以此来告诫他如何做人。
1937年，汤一介的母亲张敬平带着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以及邓以蛰教授的一双儿女，即邓稼先和邓仲先同行，经天津、上海、香港、河内去了昆明。
1943年，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他有3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是游宝谟、曾宪洛和胡旭东。曾宪洛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侄子。后来汤一介又认识了同在联大附中上学的初三学生余绳荪。他们偷偷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决定从家里偷黄金，然后去延安看一看。不料刚到贵州就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拦截而被学校领回。
延安之行未能成行，让少年汤一介感觉到自尊心“严重受挫”，在他看来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了，而余绳荪带着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也都转学到了云大附中。汤一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汤用彤和张敬平权衡之下，决定把汤一介送到重庆南开中学就读。至此，生于天津的汤一介，在离开百树村的“斗室”十多年之后，又和南开联系到了一起。
只身一人迁往重庆求学的汤一介，遭遇了生活、学习的双重困难。当时的重庆虽为战时陪都，但是物资十分短缺，重庆南开中学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吃饭的时候是八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吃，而汤一介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吃。陈鑫告诉记者，遇到困苦的少年汤一介几次写信向家中抱怨，但父亲汤用彤则在回信中附上手书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告诫汤一介，抗战期间大家都很艰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像杜甫那样，多想想比自己困难的人。
但是在私下里，汤用彤还是非常疼爱汤一介，他让张敬平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了一些盐给汤一介带到了学校，在没有菜的时候让他可以用猪油拌饭吃。汤一介当年从联大附中初二直接跳级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一，学习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汤用彤则告诉他读书就像爬山，越往上越难，就看他是否能坚持。
离开南开中学之后，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沿着父亲汤用彤的足迹，汤一介在学术研究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并终成一代国学大师。2009年，汤一介来到南开大学，此时，距离他在天津出生已经过去了82年，距离父亲汤用彤进入南开大学任教也已经过去84年，多年之后，两代国学大师和这座校园的情缘此时似乎交织在了一起。
办壁报让汤一介成了南开中学的名人
虽然生活和学习上都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当时重庆南开中学气氛活跃，鼓励学生自创社团，这也给了汤一介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与张岂之、宁可等同学一同创办了《文拓》壁报。几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经常在《文拓》上登载一些杂文，以表达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不满。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大多为有钱人家的子弟，攀比摆阔之风盛行，这与当时抗战前线的紧张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汤一介感到非常气愤，他特意撰写了一篇名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文章，批评达官显贵开汽车送子女上下学的情况。这篇文章在《文拓》上刊登之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汤一介也一下子成了重庆南开中学内的名人。
著名历史学家宁可教授曾经回忆过当年和汤一介先生一同在重庆南开中学内办壁报的情景，“那时的汤一介很活泼，他们几个办《文拓》之时，在寻找资料、报道国际时事的时候也有着自己的标准，即尽量使内容充实，如果稿件标准不够，宁可延期，只为迎合读者的文字，绝不会在《文拓》上面发表。”
随着《文拓》在重庆南开中学内越来越受欢迎，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文拓》所刊文字太过“犀利”，常常无法通过教导处的审查，而汤一介和他的小伙伴们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办法，他们先把教导处“枪毙”的文章仍然写在壁报上，然后再用一张纸把四周抹上糨糊粘在壁报上盖住，纸上写着“此稿被删”几个大字。如此一来，同学们的好奇心就更加严重，于是大家纷纷自发地撕下白纸阅读壁报上的文章。
然而好景不长，如此对抗了几次之后，教导主任喻传鉴用近于威吓的口气说：“只要你们再这样搞，就把你们开除。”汤一介和小伙伴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如若不停办《文拓》，那么他们就将面临着被南开中学“开除”。独自一人在重庆求学的汤一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辛辛苦苦创办的壁报，另一方面又想到为送他来重庆南开不惜多方奔走、不辞辛苦的父亲汤用彤，几经权衡之下，汤一介选择了向学校妥协以留在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学习。但陈鑫告诉记者，虽然《文拓》一度被停办，但是抗战胜利汤一介先生返回北京后又重新办起了《文拓》，可见这份壁报连同在南开重庆中学的回忆在汤先生心中的地位。
八十二年后再回南开看重自己校友身份
1947年，在前一年落榜的汤一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建永告诉记者，少年时在南开中学求学的经历，对汤一介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期间，汤一介先生开始逐渐对人生的问题产生兴趣，这也成了他后来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主要原因。
1956年，已经从燕园毕业五年的汤一介调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父亲汤用彤的学术助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汤一介开始子承父业，逐渐继承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拓展、创新，终于自成体系，而汤一介先生也和父亲汤用彤先生一样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赵建永告诉记者，汤一介先生始终牵挂着天津，“先生长期担任天津国学研究会的顾问，很关心天津国学的发展。”
2009年，恰逢南开大学成立90周年，南开学校成立105周年，应南开大学和老同学罗明锜之邀，汤一介回到了已经离开82年的南开校园。当年汤用彤、汤一介先生一家居住过的百树村在抗战期间已经大部分被日军炸毁，现在在百树村原址上的房子大多是抗战之后修建的，已经难觅当年旧模样。与百树村的沧桑变化一样，当年跟随父亲离开南大校园时的汤一介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但再回故里，已经是一代国学大师。在与南开师生的交流中，汤一介先生非常看重自己“南开校友”的身份。汤一介先生在南开大学以《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而距离当年汤用彤先生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已经过去了84年。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两位国学大师和南开的情缘，在此时似乎又交织在了一起。
新报记者 邵毅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