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
第一次见到朱一玄先生，是在1953年8月底。当时我办理从南开俄语专业转中文专业的手续，办公室里仅坐着两个人：一为朱先生，时任系秘书，二为办事员宋绍武。
9月初开学后，朱先生讲先秦至晚清的小说史。他第一课便讲《山海经·精卫填海》。朱先生先读课文：“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而且是拉长音调，听着很悦耳。
朱先生为人和蔼可亲。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划入另册，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中他暂住第三宿舍，我常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如严霜一般，我们谈话较少，看他身体尚好，未受重大冲击，我便放心了。
我和朱先生来往较多，是在他与我均进入晚年后。朱先生新居在南开北村。向阳的房间为朱先生的卧室，兼书房、会客室。桌子上堆满了书和他正在写作的文稿。我和朱先生来往多，有三个原因：其一，他和蔼可亲，给我们讲课时的形象，使我难以忘怀。其二，他每出一种书，总要挂号寄给我。其三为“同病相怜”，他出版的学术成果多为中国小说资料，为此在晋升教授时，评委有不同看法，但最后勉强通过；我晋升教授时，上报的学术成果有《唐太宗集校注》，有的评委认为我的书多为资料性古代作品校注，价值不高，也引起了争议，最后虽然也获得通过，却投了两次票。
朱先生编完《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后，请周汝昌先生写序。周先生用大量篇幅分析“资料”的内涵，然后指出：“他的‘资料’成果，是由惊人的学识和毅力换来的。我对他深致钦敬之情怀。他须读遍万卷书，积学如海。他须有卓越的识力，因为‘资料’并不是‘拣在篮子里便是菜’。”之后，高度评价了朱先生的科研成果：“朱老这部丛刊，收辑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聊斋》、《儒林》、《红楼》七大名著的极其丰富的资料，这是中华文化的特别重大而珍异的一座巨型的宝库！我为之目眩神惊，我为之称奇赏绝。”之后，还肯定了他在中国小说史料发展史上的地位：“小说资料工作者似以蒋瑞藻先生为伐林开山之功臣，学人辄于其中获益。然鲁迅先生于20年代治中国小说史，也曾留下一部《小说旧闻钞》。这是令人长思的史迹。时至今兹，我有幸见到朱先生的这种崭新的述作，堪称蹊径重开，抒轴自运，以视前贤，后来居上，而所嘉惠于学人者，更难计量矣。”
朱先生的学术成果，除周序中提到的七种，还有“专题资料”三种、“综合性小说资料”一种、“词典与书目资料”三种以及其他著述六种。
2010年9月25日，南开大学为朱先生举办了百岁诞辰庆典。望着来自国内外的友人和师生代表，朱先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编辑：聂际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