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杨苡：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她出身书香门第，哥哥杨宪益和姐姐杨敏如都是文化名家。
●她曾就读西南联大，与巴金和沈从文有交往。
●她是翻译家，翻译过名著《呼啸山庄》。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杨苡小传
杨苡，1919年生于天津。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在北京见过杨宪益先生，就想到南京见他的妹妹杨苡。
杨苡喜欢聊天。“吴祖光所谓‘生正逢时’，我就是生正逢时，生于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话头一起，趣事傻事得意事一件件说来，还不忘告诫我：“你说我说的话有什么录头，就是讲故事而已。”这些故事里主角和配角可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在她的家中，哥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跨国爱情足以传世；在她的少女时代，和巴金兄弟的情谊可记一笔；步入西南联大后，师长沈从文和吴宓值得研究，而学友萧珊、王树藏和巴金、萧乾的爱情，一时也说之不尽。
墙上挂着杨苡的丈夫赵瑞蕻的照片。1999年2月15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瑞蕻去世。杨苡说：“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快乐和满足，因为他毕竟走完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战争与和平，表扬和批判……等等，有欢乐也有痛苦，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都是一言难尽的。”在她的回忆里，赵瑞蕻的形象是如此生动：“这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从小迷上了《爱的教育》并想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谙人情世故的幻想家；一个进了课堂便滔滔不绝，愿为年轻人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又是一个不问书价多少，进了书店便被堆满了书的书架牢牢地吸住的书痴！”
家里堆满了各类图书，沈从文和巴金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每天，杨苡就与书为伴，不时与各地的老朋友联系。她好奇地问我在北京上海采访过哪些文化老人，当听到还没有采访邵燕祥时，有些惊讶。我解释：“邵燕祥听了那些前辈的名字，说不敢接受采访。”她笑了：“邵燕祥真聪明！”又取出一札巴金的信，若有所思地说：“巴金有一个遗愿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书香门第出身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淮安知府，祖辈中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留学日本，在民国时期担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苡的哥哥杨宪益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
南方都市报：你们杨家出了三个文化人：你哥哥杨宪益、你姐姐杨敏如、你。
杨苡：三个都是废物。我父亲是搞银行的，我母亲非常希望我们三个人有学经济的。三个人连钞票都不会数，我哥哥数钞票更可笑，他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摆在台子上，比我还糟，我还可以数。我们只能学文。
南方都市报：杨宪益先生小时候写诗吗？
杨苡：我哥7岁就写古体诗。我哥绝对聪明，小时候老先生的教法是都写诗，我也想写，可是我不会写，我哥哥就启发我。那时候我跟他们两人比，我是最笨的，我姐姐也说她最笨，主要是因为杨宪益太聪明，就变成我们俩是最笨的。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对新文学感兴趣吗？
杨苡：有兴趣。他们成天就笑我瞎读书，瞎捣乱。我哥我姐对西洋名著感兴趣，有一次他们看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两个堂兄和我哥分别自称：“阿托士”、“阿拉密”、“达特安”。他们说：“谁是密李狄呢？”他们笑了我一大阵子，我知道密李狄是个漂亮的女人，就大叫：“我是密李狄！”原来密李狄是个狠毒的坏女人。
我们读到初中，很多课程是英文的。我哥哥没有上小学，直接上教会学校。家里还请了一个女老师。
南方都市报：这个女老师叫“徐剑生”，你哥哥还专门做了一个对子？
杨苡：我哥哥对对子快，一看“徐剑生”，就对三个字“快枪毙”。你看过那个女老师的照片吗？
南方都市报：没有，长得好看吗？
杨苡：还可以。(笑，取出照片。)她的先生是医生，很帅很帅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母亲发觉她对你哥哥有意思，马上让你们兄妹三个认她做干妈？
杨苡：她和我哥没有恋爱！这个女老师也许有那个意思。这个女老师特别偏心，开始是我告诉我母亲：“先生偏心，就是喜欢哥哥，不喜欢我。”但是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后来我跟别人辩论，说他们没有恋爱，充其量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吧。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读巴金先生的小说？
杨苡：就是《家》出来以后，我哥哥给我看的。我十四五岁吧。他的作品可以说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
南方都市报：《家》中写的跟你们家像吗？
杨苡：完全像，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就跟他们家的生活有点像。家里不是像书里写的那么大，那么讲究，也没有鸣凤。他们家也没有鸣凤，我们家倒有个来凤。他们家有老姨太，我们家也有一个老姨太。
南方都市报：你的母亲是姨太太？
杨苡：是的，但是我母亲是平常人家的，因为是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结果只活了两个，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没有儿子不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
南方都市报：你哥哥说，他小时候对仆人都是平等的，都不喜欢他们侍候。
杨苡：对，我们也是喜欢到大院玩，从来没有小姐少爷的想法，因为我母亲也是平常人家的孩子。
与巴金兄弟做笔友
哥哥杨宪益到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到燕京大学读书后，16岁的杨苡非常苦闷，写信向巴金倾诉心事。巴金很快回信，后来告诉她，他的哥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她可以与他通信。李尧林早年与巴金一道离开四川到上海求学，先考入东吴大学，后又转到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南开中学任英语老师。南开中学在抗战时被炸后，李尧林又到了耀华中学教书。杨苡和李尧林通信后见面，彼此相处了愉快的五个月。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给巴金先生写信是什么时候？
杨苡：1935年。我记得是“一二·九”以后，因为苦闷嘛。为什么苦闷呢？因为我的好朋友可以参加游行，我们家怎么可能让孩子们参加游行呢？非常之苦闷！
南方都市报：你给巴金先生写信后，他很快就回信了？
杨苡：他都回信的，他有一篇文章还提到我呢。那时候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几个人合开的。以前开出版社比现在自由开放。
南方都市报：你和巴金先生一共通了多少封信？
杨苡：我在天津的时候他给我10封信。后来就是66封，我都交给上海图书馆。那十封信放在一个箱子里，日本鬼子进租界前将箱子里的存信全烧了。
南方都市报：巴金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哥哥李尧林在南开中学教书？
杨苡：1938年。我急于走，他劝我不要，要忍耐。我说，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当时我也害怕日本鬼子进租界。我家是住在租界里。
南方都市报：这时候就跟他哥哥李尧林通信了？
杨苡：通信，也见面了。他哥哥一跟我见面，就给我看巴金的信，他弟弟还以为我当时很小呢。他的住处被日本人炸了之后，他就到学生小冯家里，等于给他们当家教。小冯的姐姐跟我一起学画，有一天，冯小姐就请我到她们家玩。他们家离我们很近。我就去见了李先生。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常常一起听唱片呢？
杨苡：年三十开始通信，7月7日走，就是五个月吧。我十八岁，他三十几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谈恋爱？
杨苡：没有，根本就没有！就是有话就要说。过年人家给压岁钱，我母亲什么都管着，后来我母亲觉得我大了，就给十二块钱月费，我买了三张唱片，是好的红心唱片，四块钱一张。李先生喜欢拉小提琴，还会唱歌，男高音。我们一起听过唱片，也看过电影。
考取西南联大
1938年，杨苡离开天津，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入读外文系。在这里，杨苡认识了萧珊、王树藏。杨苡曾参加高原文学社的活动，与高她两班的赵瑞蕻认识，1940年结婚。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考了西南联大？
杨苡：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教会学校有保送的制度，所有高中课程成绩平均八十分可以上南开大学，我就报考南开大学中文系。那时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数学，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我是1937年考取的，1938年，我和几个同学一块走，就是属于流亡学生，先到香港，再从香港到昆明。我的几个同学就在香港大学读了，我母亲还以为我和她们一起在平津，我自己想到内地去。我又怕考，他们叫我去找学校，告诉他们我原来是考取了南开大学的，他们一查，果然如此。因此我的学号就是南开大学的学号——N2214，我老记得，因为人家老拿我开玩笑。我考的是中文系，读的是外文系，因为沈从文叫我去转系的。
南方都市报：怎么跟沈从文先生认识的？
杨苡：还没有上联大的时候，我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他为人非常好。我租的房子。沈先生就住在楼上。
南方都市报：你有一段时间跟萧珊住在一块？
杨苡：曾经住在宿舍里，后来我就走了。1939年她到昆明，我到车站接她，是巴金叫我去接她的。巴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很像。我接她到联大宿舍，她进外语系，但是很快就转到历史系。
南方都市报：萧珊怎么排到“小三”呢？
杨苡：萧珊几个同学在一起，她们叫她“小三子”，后来她写诗，笔名叫“萧姗子”，后来就改叫“萧珊”。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跟王树藏住一块？
杨苡：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同一个房间常开玩笑，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南方都市报：你在联大读外语系，有哪些老师？
杨苡：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联大教诗是欧洲的诗，不像后来中央大学只教英诗，英国文学史面较窄。
南方都市报：吴宓上课怎么样？
杨苡：他上课的英文很难听，口音很重。
南方都市报：钱锺书说“吴宓太笨”。说过没有？
杨苡：我认为钱锺书也许会说，后来杨绛不是否认了吗？他们老一辈的事很难说。
南方都市报：当时联大很多人写诗，赵瑞蕻先生是青年名诗人。
杨苡：最有名的是穆旦。当时没有“九叶派”，后来王辛笛他们同时代的诗人凑成九个人的诗集才叫“九叶派”。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和赵瑞蕻先生认识？
杨苡：他比我高两班。1939年3月认识，春天认识，比认识萧珊还早一点。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如何？
杨苡：是我一个堂姐订婚，三叔家的，是北大外文系的，读书非常好。她跟外文系一个同学恋爱好多年，快毕业了，就订婚，也就是请大家来吃饭。就这么和赵瑞蕻认识。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发展？
杨苡：那时男同学追女同学，没有女同学追男同学的。
南方都市报：1940年就结婚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可以结婚吗？
杨苡：没人管。随便同居也没有人管。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读二年级？
杨苡：二年级，1940年我母亲到了昆明，知道我有男朋友，不以为然，后来就打电报叫我到四川，转学到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我没走成。我只在联大读了两年，后来生了小孩，耽误了两年。1941年生小孩，1942年暑假才上中央大学，就是借读。那时我如果不大学毕业，就没有办法找工作。
国立编译馆经历
1945年，杨苡接到萧珊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信中的“李先生”是李尧林，杨苡痛哭一场。一年后，杨苡一家迁到南京，她进入了国立编译馆，在哥哥杨宪益的翻译委员会工作。两年后，杨苡被解聘。
南方都市报：巴金和萧珊结婚的时候你在哪里？
杨苡：我在重庆。巴金在昆明时请我们俩吃过一次饭，不知算不算订婚。
南方都市报：抗战时跟李尧林先生通信吗？
杨苡：通信很多。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知道李尧林先生去世的消息？
杨苡：抗战胜利的时候，巴金的哥哥就打电报来，说：大病初愈，望速来。巴金就托人买飞机票，到上海呆了三个星期。他哥哥发低烧，到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巴金非常伤心。有一次，大哭。
南方都市报：你哥哥和戴乃迭回国结婚后的处境如何？
杨苡：我哥哥在中央大学，罗家伦是校长，也是我们的二房东，请我哥哥杨宪益和嫂嫂戴乃迭去任教。他们俩就兴致勃勃地去柏溪一年级分校，两人非常活跃，跟同学办英文的墙报，讽刺孔祥熙。因此，中央大学有一封内部的信，说：戴乃迭估计是英国共党，施美人计。因为我嫂嫂漂亮，我哥哥是书生。
南方都市报：杨宪益后来怎么进了国立编译馆？
杨苡：我哥哥在中央大学被解聘以后，就到了贵阳师范学院。然后就到成都生孩子，也在教大学，后来就回重庆又到北碚，进了国立编译馆，这时候应该是我哥哥过得最好，因为跟梁实秋、梁宗岱、老舍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也到了国立编译馆？
杨苡：我是到了南京以后，1946年我是坐中央大学的船，他们是坐国立编译馆的，他们的船在路上翻了，所以书损失了一大堆。我们是先在中央大学住下来，我爱人是助教，先分配到实验室住。我是1946年进国立编译馆，我哥哥叫我到他那儿去，没工作不行，到1948年被解聘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被解聘了？
杨苡：馆长是赵士卿，朱家骅的连襟，也不是坏人。我和同事在聊天，他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门口漏了个缝。我哥哥上班迟了，他第一件事是上班看报纸，看够了才来。因为我们这一组，我哥哥管得散漫得不得了，有人来我们就做样子，一个月才交一万五千字的翻译，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我们聊天，我就靠着我哥哥桌子，聊物价骂当权政府。我看见门开了一道缝，就走近把门一踢。赵士卿进来了，脸红得跟猪肝似的，然后就问最老实的一个老头刘先生“刚才谁关的门？”刘先生站起来，不敢说是我关的。我说：“是我。”他就说：“下次关门不要那么重。”后来他们就跟我哥哥详细讲，我哥哥不说话。我晓得我哥哥不会骂我。我哥哥就说：“他们要勘乱总要勘一个人，还是勘我妹妹吧，因为我妹夫根本不赞成她出来工作。”后来馆长让我哥哥去，我哥哥装作不知道。过几天发聘书了，我一看：没有我。我哥哥就生气了，因为讨论的时候明明是有的，他觉得我搞翻译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失业了。
十年风云迭变
1953年，杨苡开始翻译《呼啸山庄》，1955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6年，杨苡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任教。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一言难尽：杨宪益和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情；巴金受批，萧珊病逝；沈从文与萧乾师徒在厄运中产生误会，彼此不再来往。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看《呼啸山庄》的原著？
杨苡：1943年在重庆时看的。老早就想翻译了。我想翻译的目的就是我要证明它比《简爱》好。
南方都市报：相比之下，读《简爱》的人可能会多一点。
杨苡：读《简爱》的人多是因为巴金的出版社先出了。
南方都市报：1957年你的处境如何？
杨苡：我在莱比锡，七月回国。
南方都市报：怎么去的民主德国？
杨苡：上面派去的。因为我们“政治清白、历史清楚”啊。1953年第一批派我们去的，当时高教部部长跟我们说，你们夫妇都去，孩子也带去，到那儿去受受教育。结果是一个孩子也去不了，说带孩子出去会影响革命工作，我不听这一套，我又不是党员。他们说，你放心，孩子我们都会安置好的。我说我不去了。结果我就回来，带着孩子。那边安家费又没有落实，我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
南方都市报：后来总共在民主德国呆了多少年？
杨苡：我爱人呆了四年，我只呆了一年，因为我带小孩回南京，不肯去。后来争取带了两个孩子去了一年，1957年暑假回来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杨宪益和戴乃迭进监狱时，你们知道消息吗？
杨苡：我不知道。我在劳动，我一直靠边6年。后来怎么知道呢？就是外文局来找我调查叶君健，我就问我哥哥怎么样？他们就告诉我：你哥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我说：我哥算什么？他们说：说他是“反革命”也行，说他是“右派”也行，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行。后来有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就告诉我他在哪儿。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杨宪益和戴乃迭关在同一个监狱，但是彼此不知道？
杨苡：戴乃迭不知道，但是我哥哥有一次放风，猜得出来。郁风也猜得出来。
南方都市报：“文革”的时候有巴金先生的消息吗？
杨苡：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跟沈从文先生有没有联系？
杨苡：有联系。我们不是写信联系，后期是到北京去看他。反正能到北京，就要去看沈从文。
南方都市报：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萧乾到底结过几次婚？
杨苡：第一次是王树藏。总共是三、四次吧，但是恋爱就不止了。巴金说：要不是1957年，他还要结婚的。文洁若跟他共患难嘛。
南方都市报：萧乾跟沈从文不和是怎么回事？
杨苡：我觉得两人都没有错，有些误会。不是都倒霉了嘛，萧乾住在一个美院的传达室，就是一个小屋。我去看沈从文，再走就是萧乾的屋子，我没去看他，因为觉得两人不对头，我想两人是有误会的。
南方都市报：李辉在沈从文临终前对他说：“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准备安排萧乾来见沈从文，结果还没有见成，沈从文已经去世了。
杨苡：我觉得很遗憾，这只是误会。1957年大家都不好受，沈从文可能对萧乾就有些误会。后来张兆和一说到萧乾就很生气，沈从文就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只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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