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
1952年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以来最兴盛的一年。是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同来南开执教，与原在任南开、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的吴廷璆、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归国的杨生茂，成为领衔人物。此外还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王玉哲、杨志玖、黎国彬诸先生，在其从事的研究领域，也都有所建树，他们均是郑、雷的学生和同事。郑、雷的到来，南开大学历史学专业锦上添花，被学界誉为史学重镇。
郑、雷来南开后，住在八里台校区东村(当时教师宿舍有东村、西村和六里台及八里台等地)，与新中国成立前后任文学院长兼历史系、哲学系主任的冯文潜同住一个村中，彼此相距近在咫尺。因为三人任教西南联大时就是密友，如今聚在一起，便经常在雷海宗先生家中聚会。他们谈天说地，议论时政，并为南开建设竭尽全力，如充实图书馆，增购中外文书刊，得周叔弢一大批赠书，卢家和徐鹤桥等也有捐赠。此外历史系还获捐明清时期瓷器。
我因担任中共文学院支部书记，又是历史系秘书，也常去雷师家中，聆听他们的议论。他们生活简朴，衣着干部服，不抽烟不喝酒，每次饮茶，备一些茶点，边品饮边谈论，其乐融融。
他们3位是权威学者，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是一般教师难以企及的。因为在西南联大，各代表3校的一方，如今在南开历史系重逢，同仁戏称：我们现在是“小西南联大”。
郑天挺先生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总管后勤，既管财务，也管教务，行政事务繁忙，仍然关心学术研究。1942年他的论文集《清史探微》出版，1947年便已经有英译本面世。其中有西藏史3篇，是他到云南后新开拓的课题。他知识广博，先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史、明清史、清史研究、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课程。尤其对明清两代典章制度、汉满民族关系、学术思想、社会民俗有特别的研究。他还辅佐傅斯年的文科研究所。当时学生中传诵着这样一句佳话：郑(正)所长是副所长，傅(副)所长是正所长。抗战胜利后，郑先生回到北平。当时，北平各校历史专业都采用他编写的明清史大纲、讲义。
雷海宗先生学贯中西。他以施本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为教材，是介绍文化形态史观到我国的第一人，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是我国战国策派、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家中，曾给我和两位年轻教师讲授先秦史，杨志玖、王玉哲也来听课，每次讲课都由郑天挺主持。
冯文潜，哲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时，讲授美学、哲学概论、柏拉图、逻辑学、德文等课程，对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史等方面颇有研究。冯先生酷爱历史。他和黄钰生、陶云逵等共建边疆人文研究室，出版《边疆人文》，开展社会调查。他于1917年中学毕业，即赴美、德两国留学，1928年始回国任教，曾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代系主任、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历史学系主任。在南开中学时，他与周恩来不是同班，但关系密切。1919年5月21日，周恩来以留日南开同学会的名义给留美同学会冯文潜的信，反对南开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其中讲到的“我是爱南开的”这句话已成为今日南开人的口头禅。
三位先辈学人所作出的贡献，是我国文化的珍贵财富。他们的职业道德、学问和人品是学界公认的楷模，应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校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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