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能拿通行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这一点，胡适倒是讲得很准确——这部作品的“魔力”很大程度来自其中“智谋”的描写。胡先生的问题在于他把这种独特魅力与“文学”的定义刚性地对立了起来，而文学的边界其实并不是刚性的、绝对的。
我们之所以认定围绕“智谋”的笔墨不仅不应排除到“文学”之外，而且应看作这部小说文学个性的突出标志，是因为这种智谋的内容不是赤裸裸由说书人讲述出来，而是融入了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形象之中。甚至于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情节因这些内容的融入而曲折复杂，《三国演义》的不少人物形象因这方面的描写而熠熠生辉。更不要说，它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与此有显而易见的关联。
说到“智谋”与人物形象的关系，大家都会立刻想到诸葛亮。毛伦父子称诸葛亮为“智绝”，正是看到这个形象最突出的特点。
《三国演义》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三十五回，开篇至诸葛亮出山之前，写的是群雄逐鹿。这一时期的主角是曹操，而袁绍、袁术、孙坚，以及刘表、马腾等也都在军事舞台各占一角。第二部分七十回。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之后，整个舞台的灯光就聚焦到以诸葛亮为中心的刘备集团。而到了五丈原大星陨落，诸葛归天之后，小说进入第三阶段，十五回。这一阶段听起来事件不少，如姜伯约九伐中原等，但完全不能和诸葛亮时代相比，作者写得也没有精神。全书三个大的段落，写得最好的是中间这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中心就是诸葛亮。
说起诸葛亮的形象塑造，不能不提到衬托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阿斗。有句熟语常挂在我们嘴边：“别把自己当诸葛亮，把别人当阿斗。”阿斗是谁？是蜀国的后主，怎么说也是个皇帝。而皇帝在这里的意义却变成了“傀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被支配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大傻瓜，而与他相对待的另一面——诸葛亮，自然就是一个智谋绝顶的人物。这一点虽不完全合乎史实，却也相去不远。至于另一个衬托的人物，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这个人物就是刘备。刘备本是与曹操抗衡的“枭雄”，小说在诸葛亮出场前基本也是这样来描写的。有名的“煮酒论英雄”一节，正是要表现出这一点。不过，自从诸葛亮出场后，刘备的角色，刘备的形象陡然发生了变化。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
刘备招亲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情节。研究故事的虚构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范例。现在的戏曲舞台上，有一出京剧《甘露寺》就是描写的这段故事。赤壁大战之后，曹刘孙渐渐形成了鼎立之势。为了抗衡一方独大的曹魏，孙刘两方必须继续走联合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刘备招亲这么一段故事。历朝历代，政治家尤其是统治者的婚姻往往是政治的延续。孙刘联姻的政治意图太明显了，对于双方都是一着重要的棋。此事是史有明文的。《三国志·蜀书》云：
（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
裴注引《山阳公载记》多了一个细节：
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乃昼夜兼行。
这就是刘备招亲的全部史实，看起来招亲之时的主角只有两个，第一是刘备，第二是孙权。至于诸葛亮的作用是在若干年后，当这段姻缘破裂时才有所发挥的。据《汉晋春秋》：
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
我们再看看《三国演义》中是怎么安排的。却说孙权派吕范来向刘备提亲，说是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至晚，刘备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来意亮已知道了。适间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应允。先教孙干和吕范回见吴侯，面许已定，择日便去就亲。”玄德曰：“周瑜定计欲害刘备，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玄德怀疑未决，孔明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
玄德怀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遂唤赵云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吴，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即将三个锦囊，与云贴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东吴纳了聘，一切完备。
于是，刘备根据诸葛亮的安排去了东吴。而孙权压根没想把妹妹嫁给他，只是准备用周瑜的计策把刘备软禁起来：
玄德心中怏怏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云曰：“军师分付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当先开第一个锦囊来看。”于是开囊看了计策。便唤五百随行军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众军领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见乔国老，那乔国老乃二乔之父，居于南徐。玄德牵羊担酒，先往拜见，说吕范为媒、娶夫人之事。随行五百军士，俱披红挂彩，入南徐买办物件，传说玄德入赘东吴，城中人尽知其事。
诸葛亮的妙计击破了孙权和周瑜的把戏，刘备因此转危为安。接下去也都是同样的套路：周瑜再出诡计，刘备惊慌失措，赵云打开锦囊，一切早被孔明安排妥当。如此这般，第二个、第三个锦囊一一打开，刘备就像民间故事里常见的傻姑爷，一切都听别人的摆布，遇到事情，只会“犹豫”“怀疑”“不安”，甚至“吓得面如土色”；而诸葛亮呢，全然不加理会，“大笑”“竟教”之外，便是暗箱操作式的“锦囊妙计”。
揆诸情理，一代枭雄刘备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在深入虎穴的存亡大计上，是绝对不可能让自己蒙在鼓里任人摆布的；而三个“锦囊妙计”云云，也实在是夸张过度，完全是民间故事“三个难题”式的思路。作者不顾史实，不顾情理地“愚化”刘备，恰是为了神话孔明之“智”。
再举一个例子。孙权、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之后，又想出一个借道的诡计：
瑜曰：“子敬不必去见吴侯，再去荆州对刘备说：孙、刘两家，既结为亲，便是一家；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我东吴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时，以作嫁资，却把荆州交还东吴。”肃曰：“西川迢递，取之非易。都督此计，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长者也。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我只以此为名，实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备。东吴军马收川，路过荆州，就问他索要钱粮，刘备必然出城劳军。那时乘势杀之，夺取荆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祸。”
听得鲁肃到来，刘备便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鲁肃必不曾见吴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计策，来诱我耳。但说的话，主公只看我点头，便满口应承。”计会已定。鲁肃入见。礼毕，曰：“吴侯甚是称赞皇叔盛德，遂与诸将商议，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换荆州，以西川权当嫁资。但军马经过，却望应些钱粮。”孔明听了，忙点头曰：“难得吴侯好心！”玄德拱手称谢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孔明曰：“如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鲁肃暗喜，宴罢辞回。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玄德又问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灭虢之计也。虚名收川，实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劳军，乘势拿下，杀入城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宽心，只顾准备窝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饵以钓鳌鱼。等周瑜到来，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便唤赵云听计：“如此如此，其余我自有摆布。”玄德大喜。
大家看这一段如何写刘备。当鲁肃到来时，刘备唯一的本领就是发问：“此是何意？”“如之奈何？”相反地，诸葛亮便毫不客气地扮演起教师爷来。最过分的描写是他教导刘备：“主公只看我点头，便满口应承。”毫不掩饰地把刘备当傀儡。还有对着刘备夸口：“（周瑜的）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而接下来就写刘备，“又问如何。”这种过分的描写，连毛氏父子也看不过眼去，批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
我们看看《三国志》的有关记载。《先主传》：
权遣使云欲共取蜀……荆州主簿殷观进曰：“……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
而《献帝春秋》的记载是：
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这些文字很清楚地表明，战事还是刘备与孙权之间的直接较量，至多有个殷观曾经进言，而自始至终都没有诸葛亮什么事。
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浅层看，不过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手法——反衬而已。要表现诸葛亮的高超智谋，自然需要周围人们的智商低下一些。不过，深入一些看，就涉及了中国文人自古的一个梦想——作帝王之师。
作为一名自负的文人，满腔文韬武略，需要一个自由施展的机遇。于是就酿出了集体的白日梦。最早的“帝王之师”的形象是见之于儒家多种经典中的“师尚父”——姜子牙。他的这个尊称中就包含着周武王对他的双重尊敬：老师与父执。后来更有儒者为所有的贤德之君都“找出”了老师，如宋人林之奇。不过，明确的“帝王师”的论说最早应属《孟子》。可以说，《孟子》通篇都贯穿了这种观念。最明显的是《孟子·滕文公上》：“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在其他篇章，孟子也有不同程度的表述。他强调帝王对指导他们的儒者要恭敬，而儒者则不妨“说大人则藐之”。这就和孔子的思想有了一定出入。《论语》中，孔子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是一派谦卑姿态的。所以到了宋代，程颐特别批评孟子“有英气”“有圭角”，不及孔子蕴藉。孟子做“王者师”的理想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在《留侯列传》里写张良时，就把“帝王师”的理想具体化、形象化了。司马迁写张良遇到黄石公，黄石公向其传授秘籍时讲：“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史记》中还有魏文侯以子夏等为师的记载。唐人则把李泌塑造为成功的“帝王师”形象。到了辛稼轩，便在《木兰花慢》中高歌“一编书是帝王师”，抒发胸中郁结不平之气，表达对这一梦想的企盼。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是积淀了千年的这一梦想的文学实现。
“帝王师”之梦在《三国演义》中描写最重的一笔是三顾茅庐。这则故事在《三国志》里写得很简略，但是在《三国演义》中铺陈的十分详细和具体。三顾茅庐的意味，一是体现了读书人作为“帝王师”必要的尊严。同时，诸葛亮在全书中为了蜀汉政权鞠躬尽瘁，一定要有一个道德支点，这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除此之外，三顾茅庐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三分天下”大格局的隆重呈现。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得到徐庶时，几乎是一个常败将军——很奇怪，倘真如此，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名气？而自从得到徐庶，刘备开始翻身，逐渐有了一些胜仗——虽然都是些小胜。而徐庶说，自己的智谋、韬略和诸葛亮差太远了，根本没有办法比较。这就是个衬托，也是个悬念。接下来，水镜先生再次强化了悬念，并隐隐提出了“帝王师”的观念。而两顾茅庐不得见，使得刘关张三人对诸葛亮的“兴趣”进一步高高吊了起来，同时也把读者的兴趣吊了起来。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等到第三次拜访之后，孔明现身了，而且一出场就以天下的“大局观”教导刘备说：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诸葛亮的这一席话顺时打消了刘备的顾虑。在这之后：
（而诸葛亮）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至此，刘备自己表态了，说：“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结果诸葛亮刚刚出山，就来了一记妙招“火烧新野”。通过这一系列反复的渲染，诸葛亮俨然成了智谋的化身。而这也就向读者强调：在关键时候得到一个重要的谋臣，领导人必须以“帝王师”相对待——那么这个谋臣也就可以决定成败。至此，诸葛亮走到舞台中央，从而给全书带来许多富有智慧魅力的情节，同时也就形成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
小说中“帝王师”观念特别表现在对“运筹于帷幄之中”的重视——谋臣的作用。诸葛之外，《三国演义》第十八回还写了郭嘉之于曹操：
（曹操）乃问嘉曰：“袁绍如此无状，吾欲讨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
《三国演义》不仅正面写其助曹灭袁的关键决策，而且从反面写失去他导致赤壁大败。至于诸葛亮，也写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失误，如六出祁山时，只肯走斜谷，不肯出兵子午谷。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司马懿就提道：
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
因为司马懿在一定程度是与诸葛亮相抗衡的另一个智慧化身，所以在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作者对诸葛亮一个含蓄的批评。而这样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毕竟诸葛亮没有成功，也使得人物形象丰富、真实。
诸葛亮之所以被称“智绝”，战略眼光只是一方面，战术上的“算无遗策”则是小说描写更多，更有特点的内容。
《孙子兵法》是非常有名的兵书，但是它大多是讲抽象的原理或战法，而《三国演义》却是把这些抽象的战法实际运用了起来，类似于军事演习中的沙盘推演。比如说全书中花样百出的火攻、埋伏、水攻、佯兵。在这个方面，我国其他类似的小说完全不能和《三国演义》一比高下。火攻最开始的是火烧新野，后面最顶峰的是火烧赤壁，再后面蜀汉“被”火攻的则属火烧连营七百里。还有什么火烧藤甲兵，火烧司马懿等。水攻没有火攻多，但是也有若干。埋伏也有很多，利用地形做埋伏，诱兵之计做埋伏，利用假象做埋伏等。所以有个传说，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时，手下的将领都不懂军事，为何后面那么厉害？就是熟读《三国演义》。还有一说，说清兵入关之前，多尔衮为了训练手下将帅，把《三国演义》翻译成了满文，“少校”以上每人一册，后来用反间计杀了袁崇焕，据说直接模仿的就是蒋干盗书。
更有趣的是，《三国演义》里面还有至今为止最早体现出博弈论思想的文学描写。如今，在现代商战中，核心就是博弈论的运用。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与军事学密切相关。二次大战中有一个战例：日军有一个大型舰队将进行一次重要的战略调动，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这两条路线的海域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大不相同。美军要乘机歼灭这支舰队，准备集中空中打击力量。美军如果分兵两路，则力量不够，不仅无法消灭对手，反而可能“送货上门”。如果集中全部力量，就必须准确判断日军的路线。两条路线对双方都是各有利弊，美军的判断不能一厢情愿，必须分析日军的选择；可是日军的判断又必然会考虑到美军这一系列思考，包括对自己思路的思考。也就是说，美军必须设想日军是如何想象美军的选择与行动，必须比日军棋高一着。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的棋手，甲运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运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如何估计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如此这般无限循环往复下去，最佳选择何在呢？这种需求促使数学家研究出了现代的博弈论学说，应用到了到经济、政治等其他各个方面。《孙子兵法》包含了博弈论的最基本原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较为简略。而《三国演义》则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诠释了这一基本原理。最典型的是火烧赤壁之后，诸葛亮要用最后一招来截杀曹操，前面派了赵云，又派了张飞，最后派了关云长在华容道设了埋伏。这个地方向北有两条路，大路稍平，但要远五十余里。小路崎岖，却近得多。作品有一段戏剧性描写：
云长曰：“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曰：“我亦与你军令状。”云长大喜。孔明曰：“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云长曰：“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
后来曹操果然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
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
诸葛亮的成功是棋高一着。和别的斗智描写不一样，诸葛亮的高明是在智谋往复中体现的——诸葛亮推算曹操如何推算自己，然后在此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后来的空城计也是如此。诸葛亮设了个空城反而吓跑了司马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手是司马懿。他料定司马懿会如此这般地推算自己。小说中描写司马懿前军到了城下，见了洞开的城门和诸葛亮泰然自若的模样，十分疑惑，急报与司马懿：
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旁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
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后来诸葛亮就此做出了那段著名的解释：
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
“此人料吾”四个字是问题的关键：诸葛亮推想司马懿必如此来推想我方。《孙子兵法》里面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是讲作战者对自己和敌人都要有充分的了解和判断。不过，相比之下《三国演义》在两个方面又有所发展。一方面是由“知己知彼”发展到“知彼之‘如何知己’”，这就有了“反推”。另一方面是具体化为战例，更加生动、明白。实际上华容道以及空城计的这两个“反推”在历史文献中都是不存在的，是罗贯中锦心绣口的创造物。这似乎也可以旁证罗贯中有意“图王”（或曰“辅王”），着眼于韬略，并着意于把它表现出来的创作心理。
《三国演义》中还有精密的“伐交”（《孙子兵法》语）心战，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间谍战、心理战。描写最精彩的就是蒋干盗书这一经典回目。其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周瑜利用了曹操对降将的怀疑，然后设计出这一套计策。从文学效果的角度讲，这一情节增加了周瑜的“戏份”，使其足以和诸葛亮“一时瑜亮”；又深入刻画了曹操，使得三方的对手戏在“智斗”的意义上精彩纷呈。不过，若从谋略的“含金量”的角度看，使用反间计更为精巧的战例是“曹操抹书间韩遂”。如果说蒋干盗书还有喜剧的成分，有蒋干自身的智力、心理的弱点成就了周瑜的计谋，那么，“抹书间韩遂”则以更为严密的逻辑与心理陷阱表现出作者的计谋水平。故事讲的是曹操要挑拨韩遂和马超反目，就使用了两招来离间：
操使人过阵谓韩遂曰：“丞相谨请韩将军会话。”韩遂即出阵；见操并无甲仗，亦弃衣甲，轻服匹马而出。二人马头相交，各按辔对语。操曰：“吾与将军之父，同举孝廉，吾尝以叔事之。吾亦与公同登仕路，不觉有年矣。将军今年妙龄几何？”韩遂答曰：“四十岁矣。”操曰：“往日在京师，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乐耶！”只把旧事细说，并不提起军情。说罢大笑，相谈有一个时辰，方回马而别，各自归寨。早有人将此事报知马超。超忙来问韩遂曰：“今日曹操阵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诉京师旧事耳。”超曰：“安得不言军务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独言之？”
曹操故意违背常理，而且也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促使马超自生疑惑。果然，马超就进入他布置好的心理陷阱，想道，两军交战，你们两位主将在阵前谈了一个多时辰，什么军务都没有涉及，绝对有问题。于是就对韩遂开始有了猜忌、提防。后来曹操乘势而进，火上浇油：
亲笔作一书，单与韩遂，中间朦胧字样，于要害处，自行涂抹改易，然后封送与韩遂，故意使马超知之。超必索书来看。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尽皆改抹，只猜是韩遂恐超知甚机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单骑会语之疑；疑则必生乱。
此计一行，马超果然掉进了圈套，把曹操的密信要过来看后，就信件中涂抹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韩遂就解释道，可能最近曹操精神不正常，把草稿错送过来了。马超怎么会相信呢，于是两者间就发生了火并，联盟破裂，曹操渔翁得利除了心腹大患。曹操这个反间计就是利用人的心理误区，故意诱使其走入反常的境地，引发猜疑。这些在《孙子兵法》中也有相应的描写：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孙子这个“微哉微哉”，是发自内心的感叹，强调“反间计”其实是很微妙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三国演义》为它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还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不是单纯的展示、说明智慧和谋略，它是把智谋充分的艺术化了，戏剧化了。上述这些智谋“深邃”的地方，往往就是故事性特别强的地方。作者的高明在于把书中人物的智谋通过活生生的表演，通过故事的起伏跌宕表现出来，从而产生出特别的艺术魅力，这也就形成了《三国演义》不同于其他小说的鲜明特色。
（作者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天津市文联主席、教育部中文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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