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卿
《来新夏文集》的出版，为研究来新夏（1923—2014）的学术成果与治学特色提供了一个空前完备的文本。他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这三个领域做出了一般学人难以企及的成果，很多研究者都在探究其何以能有纵横三学的学术成就。
来新夏先生学问博大深厚的基础在于他“具有历史文献学的深厚学养”。任何一种学问的养成与升华，基础都在于历史文献的积累与认知。他与人谈治学时曾说：“……往往有独特成就的人并非出身于本专业，这大概是因为本专业人对本专业思维每每局囿于意料之中，而于他专业则所见所思时或可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在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学基础之后，又深入到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并先后做出了这些领域和学科的始基工作。我想，这对有志于献身学术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可供参考的所谓‘经验’。”我想来新夏先生所说的“一定的历史学基础”就是历史文献学的学养。他与一般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学者对于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只是通，可他不止步于通，更求其专，终至邃密，而成三学。
来新夏先生在某次访谈中说：“我认为学术应该博涉多通，不能拘于一端，这样才能思路开阔，相辅相成，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对于一般人而言，不专则难工，专则志局于此。来新夏先生则是能专而不局于所专，博涉多优，以深厚之基成就博大之局。
如果来新夏先生晚年只注意巩固“三学”，其影响主要还在学术圈，可他更希望能将“三学”转化为“为人”之学，反哺当下民众，让更多民众受益。他曾说：“在丰厚的资料和提要的基础上做学问能有所发明，独抒新见，写出论著来固属可贵，但我觉得在学术界更应提倡一种‘为人’之学。从多年的教学与实践中，我发现人们为了论史证史，需从浩繁的史籍中去搜集资料时，大都是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各自为政地检读爬梳，最后完成一种或几种个人论著，但却没有给后人留下方便。如果有一些人肯分门别类检查资料底数，编写一些工具书，那不就可让另一些人不走或少走重复路吗？这就是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梯子’，或者说甘当‘铺路石子’。”
那如何才能实践“为人”之学，当好“铺路石子”呢？从来新夏先生晚年的所作所为看，其主要是从随笔写作和支持民间学术研究两方面来做“铺路石子”。为学要反哺社会，就要讲求方法，找到合适的呈现方式。他的做法是致力于学术随笔的写作，化艰深为平易，与更广泛的读者对话。我觉得来新夏先生找到学术随笔这种能行其学的写作样式，才使得他的“三学”和其他杂学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影响了更多人。勤写随笔之外，来新夏先生支持家乡萧山建方志馆，参与民间读书年会，支持《天津记忆》团队和问津书院的学术活动，使得他的学问在社会上赢得了更多的知音，也为很多民间研究者真正走进学术殿堂提供了可以攀登的“梯子”。
专而不韧，无以尽精微，专而不通，难以致广大，而真正致广大，要反哺民众，让学术之火，代代相传。来新夏先生的学问不仅支撑起了他个人的职业，同时又在不断地学以致用中将其专业学问反哺于普通研究者，反哺于广大民众，真正做到了淑世润身。
2003年来新夏先生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写道：“一个人的伟大正在于能善处逆境，毫不气馁，挣扎奋进，始终不渝地以不怕天磨的苦斗精神去写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人到老年，由于身心交衰容易退坡，甘于自怡，期望回馈，以致虚耗了美好的夕阳。我认为，尽管他人如何祝祷安享晚年，但自己仍应有不断奉献的精神，为社会，为民众，或多或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完整地写好自己的全部历史，不留空白！”这样的人生境界，我很难达到，但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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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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