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迎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严修传》一书在9月推出。这部书是由南开中学校友冯竺执笔，其文风沉潜温良，史料运用厚实简明，配合朴素雅正的整体书籍装帧设计，望之，似乎能够亲见严修先生学思深湛、诚直开明、智慧儒雅而富有人格魅力的形象跃然纸端。如《大公报》所述，范孙先生是“旧世纪一代完人”，蔡元培亦称他为传统道德的楷模，严修先生一生所秉持的鸿儒绅士和颜李实学的风范，深深影响了张伯苓、梅贻琦等一代中国教育大家。而他的理性、务实、温文尔雅、敦行致远的品格也深深蕴藉于“南开”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特质中，从这本《严修传》亦能真实感受所谓“南开学术”的氛围与“南开精神”的温度。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良心。1935年9月，严修委任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即：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编者注）。何以将“爱国”与“教育”这两个目标理念放置在同一个学校建设的宗旨上？何以将国之宏大与个体发展深度绑系在同一命运下？这部书在平实的叙述中带我们回到百年前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我们仿佛看见南开学校的创立者严修，为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奋笔书写训词：“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要改变国势，必须靠“有志之少年”，“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范孙先生爱国立校的教育主张最终凝结为振聋发聩“爱国三问”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至今激荡人心，萦绕于怀。
严修是旧学翰林，官至学部侍郎。而真正令严修闻名于世的是他敢开教育改革之先河，倡行教育救国，奏请光绪帝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等新学。梁启超认为，范孙先生的《严修特科折》影响深远，称其为“戊戌变法之先声”。不得不说，严范孙先生以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深远洞察力，率马以骥，筚路蓝缕，以私学兴办新学，以爱国救亡、民族振兴为办学宗旨，这个充满浪漫情怀又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教育的举动，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壮举。
冯竺所著《严修传》，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一些旧体文章的体式。比如章节题目用了古体小说的对仗形式，“京黔路远五千里，坦途陋规几多横”“闻儿故嗒然良久，伤家督遗恨尤天”“办女中同等受教，建小学雏燕北栖”……冯竺勤学笃行，既有高阶的理工工程师背景，同时也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这得益于他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冯竺对教育的认知，对天津教育的理解，对于母校南开中学的感情，对严修人生轨迹的感同身受，都使得这部《严修传》有了一种格外独特的人生况味和文学性。
《严修传》的出版是有时代价值的，它既是读者可以欣然了解严修这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校父”卓绝一生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研究近现代教育以及考察中国教育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从这部书中，我们甚至可以重拾天津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那些曾在历史岁月中绽放的不尽芳菲，它们化作春泥，滋养着天津这座文化名城富有香气的灵魂，也培植出南开“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相结合的心怀天下、敦行致远的君子学校的品格。而像范孙先生一样的，那些在国家民族命运遭遇厄难的时候，永远将国之大义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永远保有爱国热忱的先辈们，在今天，也真的值得我们怀念那些往事，值得我们纪念那些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们”。
范孙先生的清风亮节就是他的丰碑。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视察南开大学时曾嘱托严仁曾好好整理编辑《严修年谱》。当年，范孙先生不畏权势，保护了五四运动中在天津领导爱国运动的南开中学毕业生、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周恩来，并特设奖学金，送他去欧洲留学。这段往事也体现了范孙先生风骨峭峻的超然气度。而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严修所做的无数类似的事情。
《三国演义》结尾诗中有这样两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后人凭吊空牢骚”。像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最终将波澜壮阔的前尘往事诗意地收束在一句人生轻叹中。在《严修传》后叙“文星在天”中，冯竺将追忆的目光落在严氏后人的寻根之旅上。万物之逆旅，百代之过客，今天，我们缅怀先贤，或许难觅踪迹，而为严修立传，其实也是为令人感怀的伟大精神立碑，其中也有重塑当代南开教育理想的另一重意义。而再读冯竺《严修传》结尾这句“来南开中学，严修生前所建的东楼、北楼、西斋还在，为纪念严修先生所建的范孙楼还在”，让人感慨万千。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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