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爱国教育实践（下）
李学智
长期以来，张伯苓校长利用学生的各种集会，演讲世界大势及中国积弱之由，讲他亲历的屈辱感受，立志以教育救国的初衷，言语痛切，感人至深。
南开学校每周三的修身课和其他各种集会，都是张伯苓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场所。每次集会，张伯苓讲的最多的，是他在北洋海军亲历“国帜三易”的感受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讲立志教育救国的雄心，“其言极其深痛，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再就是讲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及对天津的占据。
当时，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天津占有租界并驻军。而南开学校与日本在天津海光寺的兵营相邻，日军训练打靶的各种射击声经常搅扰着课堂，“南开师生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看到来自租借地的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欺凌，几乎每天都忍受着日本兵对学校的骚扰”，这更促使张伯苓校长关注日本对中国侵略威胁，警醒南开学生的爱国思想。故而南开学校之设立东北研究会（初称满蒙研究会），既是调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罪恶行径，也是张伯苓校长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
1927年8月，张伯苓主持第8届远东运动会后，到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所经之地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他认为，国人欲与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回到学校后，张伯苓立即组建了满蒙研究会。该会设视察和研究两个部。视察部主要负责调查了解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经营的情况，并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研究部主要进行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分组分门开展研究工作。
该会建立不久，张伯苓即派蒋廷黻、何廉、张彭春、李继桐等教授去东北考察，后又组织教师、学生多人参加的“暑期东北考察团”赴东北地区调查研究。1928年4月，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主任付恩龄亲赴东北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相关资料。
东北研究会在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写出研究报告《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和《Manchuria》一书。此外，还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反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向其提供研究报告和所搜集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铁证。
东北研究会的这些调查研究活动，组织学生实际参与，对于南开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切实而重要的作用。此外，南开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参观西方列强在天津的租界的某些设施，如日租界宫岛街（今鞍山道）的大和公园，英租界的戈登堂等，感知近代以来蒙受的国耻；通过对英、法、日等国工部局的调查活动，了解列强的在华特权，使南开学生牢记所肩负的建设国家、振兴中华的使命。
张伯苓曾说：“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于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而此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之工作，吾南开同学也有一部分也。”这番话语充分显示了张伯苓校长创办南开的初心与衷心，在经营南开学校的近半个世纪中，在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始终把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置于学校教育之最重要的地位。
张伯苓爱国教育思想的源头，是他痛感到祖国衰弱落后的状况，决心要通过办教育来改变。他的爱国思想来自他的生活实践，他办教育的目的是改造当时的国民，从而强大国家，这是张伯苓校长一生办教育，并始终把爱国作为南开学校教育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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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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