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8日，《北洋画报》刊登的部分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
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1928年8月25日，《北洋画报》之《万国运动会趣闻》（局部）
1932年，报纸刊登洛杉矶奥运会“奥林匹克城”的航拍
在张伯苓的促成下，刘长春曾于1932年6月来天津参加比赛。
董守义（中）与南开五虎
“中国人何时能派代表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这振聋发聩的提问，出现在1908年《天津青年》发表的《竞技运动》一文中。100年后，北京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中国健儿不断在奥运舞台上摘金夺银，成就梦想。
回溯历史，不管是中国的奥运先驱张伯苓，还是当时享誉中国的天津《大公报》《北洋画报》，都率先将奥运带到了世人面前。这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南开学校操场上的“奥运三问”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3年后，天津举行了首届学校联合运动会，北洋大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多所学校参加，这被认为是对奥运会的最初模仿。
1907年，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第五届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上做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首次提出“我国也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代表队”，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他还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并表示已有计划从美国聘请一位奥运会冠军来华做指导。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副主任周利成认为：“张伯苓是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彼时，张伯苓赴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他在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在考察间隙来到伦敦奥运会现场，亲眼感受并目睹了一幕幕动人的场景。这是第一位亲临奥运会现场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的中国人。
在张伯苓的影响下，1908年10月23日，南开学校操场的外墙壁上贴出3幅用毛笔写就的大字标语，“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位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支优秀运动员组成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中国来举行奥运会？”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南开“奥运三问”。
张伯苓于1910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随后，该会加入了多个国际体育组织，并派观察员出席观看奥运会。
1932年，张伯苓积极联系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征得同意后，张学良捐赠8000银元，将人称“兔子腿”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派往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比赛，刘长春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见证并参与这一历史时刻的张伯苓悬腕挥毫，激动地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他曾三次与奥运失之交臂
然而，周利成在查阅大量史料后得出一个遗憾的结论：推动中国奥运历程的张伯苓，自己却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三届有中国运动员参与的奥运会。第一次便是1932年，虽然张伯苓在推动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没有经费的保证，他也只能错过这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召开，这一次中国很早就决定参加了，并且及早就开始了运动员的选拔工作。从3月到 6月，张伯苓就一直忙着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洽商有关参赛事宜，忙着在全国各地组织各种各样的选拔比赛活动，他早被列入了赴德名单。但事实上，他却并没有去。张伯苓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道出了原因。他当时已在四川重庆选址兴建重庆南渝中学，与奥运会日程发生冲突，又一次遗憾错过。
周利成表示，当时张伯苓虽然不能领队赴德亲临赛场，但他仍对代表团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建议。张伯苓说：“此次参加世运应认真目标，非仅为竞赛，而在认识运动之真意义。所有未了问题，并宜在途中详加研商。回国之后，关于体育之师资问题，尤当特别注意。”
1948年7月29日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之日，正值中国局势动荡之时。由张伯苓从4月到10月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张伯苓曾经参与了第14奥运会中国参赛运动员的选拔工作，但就在奥运会召开之时，他却面临着离开南开学校的痛苦。在这个关键时刻，张伯苓再次和奥运会失之交臂。
《大公报》“报喜”
刘长春赴美参赛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报章对于奥运会的报道是大众对这一体育盛事唯一的消息来源。
据统计，1936年全国有报纸共1503家，报业竞争激烈空前繁荣，天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1928年第9届奥运会后，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娱乐型画报《北洋画报》图文并茂展现了本届奥林匹克赛事的无限风采。头戴运动绷带、身着职业田径服、肌肉结实、奋力奔跑的硬汉形象，让人们感受到全球奥运文化与奥运经济的发展走向。
创刊于1902年天津法租界的《大公报》，早在1932年就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过报道。1932年7月1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喜讯：“我国参加世界运动会，刘长春、于希渭定期放洋！”7月4日，《大公报》又刊出相关消息。
1936年，天津《大公报》不仅开辟了体育版，更是在奥运会期间将版号提前、用橄榄枝或运动员雕塑做装饰辟为奥运专版。6月26日代表团出发后，29日《大公报》就推出了相关报道。其间，还用整版篇幅报道火炬传递仪式开始，增加了半版的奥运特刊副页。记者冯有真成为中国采访奥运会的第一人，除了现场图片外，当时读者在《大公报》上还看到很多漫画，其中就有两个时钟的漫画，表现了天津和柏林的时差。
与天津渊源深厚的
国际奥委会委员
资料记载，近代中国共有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分别是王正廷、孔祥熙和董守义。其中，王正廷和董守义与天津的渊源颇深。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早年求学天津北洋大学。王正廷在学期间，耳濡目染，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加过北洋大学组织的学校运动会，可以说，在天津的学习生涯为他日后关注并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22年的第20届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此后的1945年，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应该早日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增加代表名额的请求，并提名曾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的董守义为后备人选。董守义，这位培养出南开五虎的著名篮球教练，于1947年作为中国奥委会的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0次会议，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报记者 王轶斐 单炜炜
部分图片由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提供
（王轶斐 单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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